1990年秋，乌鲁木齐的老房子里，三毛盯着碗里只冒尖的半碗米饭突然红了眼。 “盛这么少，想饿死我啊！”她把筷子拍在桌上，声音里的颤抖让对面77岁的王洛宾愣住了。 这个三天前还靠在他肩头唱《橄榄树》的女人，此刻像只炸毛的猫。 第二天一早，三毛拖着来时塞满锅碗瓢盆的行李箱，搬进了附近的宾馆。 这场被媒体称为“艺术知音”的同居，只维持了9天，四个月前的春天不是这样的。 1990年4月，三毛揣着王洛宾的回信敲开他家门，原只想送稿费，却在客厅沙发上坐了12小时。 从《在那遥远的地方》聊到荷西的潜水表，她唱《橄榄树》时跑了调，他却突然哼起首1940年代没发表的情歌。 “这是写给孤独的人听的。”王洛宾说这话时，看见三毛眼里的泪砸在茶几的玻璃上，那是他第一次觉得，有人真的听懂了他歌里的空。 那年8月，三毛再来时，行李箱里躺着她的全部家当四季衣物、三毛全集，甚至还有从台北带来的炒锅。 王洛宾这辈子没为谁改变过生活，却在她来前买了张席梦思床，又在书桌摆上台灯。 新疆电视台来拍纪录片那天，摄像机对着相拥的两人，三毛突然推开他：“这不是我们。”王洛宾没懂，他以为镜头该记录歌王与女作家的相遇，却没看见她眼里对私密空间的渴望。 矛盾是从第一顿晚餐开始显形的，王洛宾家的客厅总坐着客人，文联的、报社的，有时还有扛着相机的记者。 三毛躲在卧室里啃面包时，听见他在客厅笑着应酬：“小友来做客。”她想要的是两人分食一碗面的安静，他习惯的是被人群围绕的“歌王”身份。 水土不服让她发起低烧，他依旧揣着邀请函出门，回来时带回别人送的葡萄干，没注意她枕边没动过的药。 盛饭那天，三毛已经三天没好好吃饭，王洛宾端来半碗米饭，“医生说你得少吃多餐。”他以为的关怀，在她眼里成了敷衍。 “你根本不在乎我要什么！”她吼出声时，碗沿磕在桌角，几粒米滚到地上。 那晚她收拾行李到凌晨，把带来的炒锅留在了厨房，我觉得那盏亮了整夜的台灯，成了两个世界之间最后的界碑，一边是她要的纯粹，一边是他离不开的人间。 1990年9月，三毛带着那只空了大半的行李箱回了台北，朋友说她常坐在窗前听录音带，里面是王洛宾弹吉他的声音。 最后一封信里，她夹了一绺头发，附言“以此为念”，1991年1月5日，台北荣民总医院的护士发现她时，床头柜上还放着那盘没听完的磁带，磁带转到头，发出沙沙的声响。 王洛宾收到死讯那天，把自己关在书房，三天后出来，手里多了张纸，写着“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再等待”。 后来这首叫《等待》的歌唱了很多年，每次唱到“等待着我”，他总会看向台下某个方向，好像那个拖着行李箱的女人会突然出现，笑着说“我回来了”。 厨房的炒锅里，还留着她来时炒过的第一顿饭的焦痕，晚年演唱会的聚光灯下，79岁的王洛宾拨动吉他弦，《等待》的旋律漫过全场。 没人知道，那句“等待着我”背后，藏着1990年秋那碗没吃完的米饭，和厨房灶台上落了灰的台北炒锅。 两个能读懂彼此孤独的灵魂，终究没学会在现实里多等一天，让艺术的默契慢慢长成生活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