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张大千的貌美四姨太正跪在地上拜师，她身穿一袭旗袍，姣好的身材显露无遗，身上戴着珍珠项链和手镯，显得既尊贵又洋气...... 拜师那天，屋里挂满字画，宾客围坐。徐雯波穿着旗袍，颈间一串珍珠在灯下发亮。她端着拜师茶走到老师案前，缓缓一拜。
张大千在一旁笑着说，内人看他画画看上瘾，想来学几笔，请老师随便教教。她却当场顶回去，将来要画得比他还好。这一跪，对别人是热闹场面，对她却是真正走上画者之路的起点。
在这之前，她只是美院里总考第二的女孩。她家境优渥，性格爽朗，却老是输给同学张心瑞。半年之内她约战“斗画”六次，场场失利，急得直追问对方为什么天赋这么好。张心瑞一时口快说出“我爸是张大千”，也由此带她第一次走进“大风堂”，看见满墙敦煌临本，心里像被点亮了一样。
成都空袭那年，警报骤响，是徐雯波领着张大千父女钻进自家防空洞，黑暗里端茶送水，忙前忙后。那盏小灯，后来被画进《避难图》，成了两人共同渡劫的记忆。
1949年全家要离开大陆，只剩几张机票，她把名额让给张家的孩子，亲生婴儿托付友人，这一刀砍在自己心口，却也让张大千看见她身上少有的担当。
周末登门那次，本是同学带闺蜜回家见长辈，张大千却对这个笑起来明艳、画起画来不服输的女孩一见倾心。
没多久，他不顾女儿的反对，迎她为第四房姨太。闺蜜变继母，父女和姐妹之间都尴尬难言，她不多辩，只是在缝隙里耐心周旋，用时间一点点磨掉针锋相对。
外人看来，她做到这一步，当个“张夫人”已经足够。但她心里一直不甘心只做附属。婚后张大千把精力更多放在教子女，她便另寻出路，先去拜齐白石，又在张大千安排下向欧豪年行礼。
那些拜师礼上，她一身旗袍跪地奉茶，既借名门立身，更是把自己彻底交给笔墨。导师原本并不看好这位女弟子，却被她日复一日的勤奋慢慢打动。
旅居海外的岁月里，她一面照顾家庭，一面紧跟在丈夫身侧看展临古。巴黎画展上，她穿着旗袍站在张大千旁边，西方画家既惊叹他的泼彩山水，也为她身上那股东方气质停步。那一刻，她不只是大师身后的剪影，而是与他一起把中国画推到世界舞台的伙伴。
定居台湾后，张大千在台北建起“摩耶精舍”，继续潜心创作，她则在厨房与画室之间来回穿梭。夜深人静，她点灯临摹古画，把白天偷下来的零碎时间一笔笔补回来。张大千晚年病重，把大部分遗产托付给她，说自己走了大半生，直到中年才遇见真正懂他的人。
张大千去世后，她没有让那些画卷锁在箱底，而是抱着作品远赴海外办展、出画册，让更多人认识“大风堂”和中国水墨。
她也坚持创作，办过个展，画里能看出老师们的影子，又多了一层她个人的人生气息。她拿出钱支持年轻画家，做文化交流，把自己当年得到的机会，尽量再推给后来者。
晚年有人问她这一生是否幸福，她只是笑着说，一切都在画里。防空洞里的那盏灯、美院里输掉的斗画、拜师时跪下的那一刻、展厅里那身被人记住的旗袍，都成了画中隐约的底色。她用守护、求道和同行，在巨人的世界里，画出了属于自己的那抹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