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7岁梁从诫被下放江西劳动，妻子周如枚立刻提离婚，还给儿子改名换姓，不久后改嫁。12年后，人们看到周如枚的下场，纷纷感慨：凉薄之人，终究没有好下场！
如果没有风云突变的时代，这一桩婚姻本该是教科书式的“门当户对”。一边是林徽因、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自小在书卷与图纸间长大；一边是北大校长周培源的女儿周如枚，自幼在校园与书香中成长。
两家为邻，父辈同校任教，儿女在胡同里追逐，长大后自然顺水推舟地走进婚姻殿堂，有了儿子梁鉴，一家三口住在四合院里，在旁人眼中无疑是郎才女貌、家世相当的理想组合。
真正的冲击来自1969年。三十多岁的梁从诫被下放到江西上高五七干校，扛麻袋、修水渠、住茅草屋，从讲台与书房一下子跌入最底层的体力劳动。
对一个一直拿笔写字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不仅是生活环境的骤变，更是身份与前途的彻底打断。也就在这个当口，周如枚递上了离婚协议。她不只希望解除婚姻关系，还通过法律程序拿走儿子的抚养权，把孩子改名“周志兵”，在户口与姓氏上与梁家完全划清界限。
在很多人口中，这是一刀切得冷酷无情的决定。尤其是在她不久之后便与麻醉专家谢荣再婚、生下女儿谢兰之后，“薄情”“自私”的评价铺天盖地而来，几乎伴随她后半生。
可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把这一切简单归结为人品，似乎又显得过于轻率。出生优渥的她清楚自己承受不了下放农场的生活，在巨大不确定面前选择自保，既有现实算计，也有难言的恐惧。
远在江西的梁从诫，对此始终少有指责。他白天干最苦的活，夜里仍翻书自学，顺带学会开拖拉机、做建筑模型，把艰难当作磨炼。
他记得母亲曾教他不要给国家添乱，也谨记父亲做学问的态度，于是默默把这段生活扛了下来。后来正是这些在干校学来的技能，帮他完成从历史学者到环保实践者的转身。
回京后，他在大百科出版社编辑书刊，又参与创办《百科知识》、进入中国文化书院讲学，最终牵头成立“自然之友”，从讲世界史走到讲自然与环境，成了民间环保领域的重要身影。
周如枚在北京则按自己的路走下去。她继续做翻译、在专业岗位上工作，与新家庭抚养女儿，看似回到了安稳的轨道，却难以完全摆脱舆论的阴影。
那些关于“绝情”的议论，在亲友闲谈中反复出现，成为她难以解释也难以躲开的另一重压力。1980年，她被查出重病，很快消瘦得形容枯槁，病房里，有人叹息她“落得这般下场”，也有人把疾病视作“报应”。她已无力回应，只能在疼痛与回忆中，反复端详自己当年的种种选择。
对于这段婚姻的终点，当事人的态度各不相同。周如枚在生命尽头，泪水与沉默或许写满了悔与不甘；梁从诫得知前妻去世，只淡淡说愿她安息，不再翻旧账。
他回到北京后重建家庭，与中学教师方晶相伴到老，又把大半精力投向文物保护和环保事业。儿子在成年后主动改回“梁鉴”，进入文物领域，给自己的女儿取名“梁周洋”，既留梁家的姓，也带周家的字，像是在下一代身上，为上一代的决裂留出一点温柔的缝合。
站在今天回望，这段关系很难用简单的对错来评判。在风平浪静的年代，或许可以要求“共患难”的理想；在人人自危的时刻，趋利避害也并非完全不可理解。
梁从诫在苦役与误解中坚守了内心的方向，最终走成一位温和而倔强的环保先行者；周如枚则在多重压力中早早离场，只留下一个复杂的背影。
与其把一切归结为某一方的“凉薄”或“伟大”，不如承认人在大时代浪潮前的渺小与为难。每个人都在试图为自己和家人找一条活路，只是走出的路径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