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58师师长廖龄奇在蒋介石办公室一个劲地喊：“报告”。蒋介石大怒：“拖下去毙了！”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炮火中，七十四军五十八师成了日军重点猎杀的目标。密码被破译，行动暴露，日机轮番轰炸，日军步兵趁乱合围。
师长廖龄奇带着部队咬牙血战，硬是在弹雨封锁中突围而出，却付出超过四成伤亡、逾一成阵亡的代价，这支曾被敌人称为“中国第一恐怖军”的铁军，败得既惨重又憋屈。
杀出重围后，他没有按命令后撤浏阳，而是自作主张分兵由湘阴港渡河，再拦火车拉残部去株洲整训，直接缺席后续会战。战区司令薛岳得知，怒不可遏，认为这是在关键时刻擅离战场。
这位黄埔四期出身的师长并非等闲之辈。早年他从北伐打起，从排长一路做到营长；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所在的八十八师与日军鏖战，蒋介石记住了他的名字，他也从此自许“校长嫡系”。
抗战爆发后，他先在河南进攻土肥原师团虽失利却得以保全实力，随后一路升为王牌五十八师师长，手下副师长是日后名震一时的张灵甫。
连续几次胜仗，尤其亲历台儿庄、第一次湘北会战后，他对日军生出几分轻视。1941年九月，他居然在前线吃紧之际请假回吉安完婚，部队交张灵甫率领顶在前面。
谁知日军破译电码后趁机发动新一轮攻势，薛岳又误判形势，下令新墙河一线守军撤离，结果让日军轻松打开缺口，沿线百姓和残余将士惨遭屠戮，长沙也在这种仓促调动中失守。
战局崩坏之时，廖龄奇已中途掉头赶回前线，率五十八师杀进火线。等到长沙丢掉，上下一片震动，这个“离队结婚、又擅自撤往株洲”的师长，立刻成了最合适的替罪羊。
薛岳和老上级王耀武心知新墙河撤退决策难辞其咎，一合计便把“暴露目标后擅自脱离战场、临阵失踪”的罪名按在他头上，地方派系白崇禧也乐见其成，站出来要求严惩，以“杀一儆百”。
南岳军事检讨会上，薛岳当众指责他畏战潜逃，他却不肯低头，反驳五十八师伤亡惨重已丧失战斗力，还反问薛岳“长沙一度失守又当何责”，惹得王耀武腾地站起，质问他还有没有老军长在眼里。廖龄奇嘴上虽软，却始终不认“临阵脱逃”的罪，场面剑拔弩张。
会后，他满腔委屈跑去求见蒋介石，自信只要把前因后果说清楚，校长会明白。偏偏这时蒋刚接到前线败报，本就气头上，一见面就骂他“丢尽了黄埔的脸”，喝令“滚出去”。
他却不识时务，站在背后反复高喊“报告”，坚持要“申诉”，还提到干脆送他回陆大读书，话音落在蒋耳中过成“想离开前线”。
在这种情绪状态下，蒋介石冷冷一句“像这样的人，还是杀了吧”，宪兵立刻执行命令，廖龄奇未经正式军法审判，就被匆匆推上刑场。
人一倒下，军中舆论立刻炸开了锅。五十八师四个团长集体辞职，七十四军上下皆愤，老部下们心知战场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也看出了高层卸责的意味。囚室里留下三封遗书，一封写给老母，一封劝新婚妻子杨淑岚改嫁，一封嘱托表弟陈耀庭结清师部账目，并呈送蒋介石过目。
蒋读信后心中一沉，派人暗中查访前线实情，这才知道新墙河撤防一役真正的决策链条，确认所谓“临阵脱逃”并无确凿依据。
几个月前那句气话已经酿成无法挽回的命案，他只能下令将此案定为“冤案”，按抗日阵亡将官抚恤，颁发“哀荣状”，把廖龄奇迁葬南岳忠烈祠，以示弥补。
然而为稳住军心，也为维护既定指挥体系，他没有再追究薛岳、王耀武等人的责任。薛岳此后在战场上小心行事，立下战功，战后还领到美国总统授予的勋章，去台湾后依旧位居高位；张灵甫则顺势接任五十八师师长，最终又在内战中被重重包围，战死于另一片山城。
一个在一二八、淞沪、台儿庄、湘北多次战火中闯出来的悍将，最后死在自己人扣动的扳机下；从仓促枪决到事后平反，这桩冤案折射出的不仅是廖龄奇性格中的刚烈与不懂退让，更是那个政权在用人、弃人之间的粗糙与冷酷。
倘若他少说几句硬顶的话，也许能活着继续带兵；但正因为他那股直来直去的劲头，才让后人记住了这个在战场上敢冲锋、在权力面前不肯伏低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