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祧制度是明清时期在传统立嗣承继中兴起的一种特殊方式，就是几个亲兄弟中只有其中一个有独生子，在诸兄弟的协商下，通过宗族，让这个独子同时承继叔伯们的宗祧，以达到各房都不绝后、且兄弟资产不外流的目的。 族老攥着祖传的《朱子家礼》拍了桌子，三家人却哭着说：不让两房都有后，百年后谁给我们烧纸？ 乾隆爷1781年点头让独子兼祧合法化时，大概没料到民间会玩出双娶并嫡的花样。 到了嘉庆十八年，济宁黄廪生这事闹到礼部，官员们翻遍《大清律例》也找不出答案。 按规矩礼无二嫡，可黄廪生是三房共子，哪房的媳妇算正妻？最后礼部咬着牙判了斩衰三年让他对三个母亲都按正妻之礼服丧，等于默认了两个正妻的事实。 这判决一下，各地宗族都学了样，山东、山西的族谱里，兼祧双娶的记载突然多了起来。 同一年河南宝丰的余家人就没这么幸运。 余氏兄弟签了继嗣协议，让独子娶雷氏给二房当媳妇。 谁知没过几年大房也没了儿子，又让这独子兼祧大房，再娶了张氏。 族里人说雷氏进门早该算正妻，大房却不依：我们是长房，张氏怎么能当妾？官司打到县衙，县令翻出黄氏案的判例，却又觉得两嫡并立太荒唐，最后竟把先娶的雷氏判成了父妾让她从妻子变成了公公的妾。 雷氏气得当堂撞柱，这事后来被礼学家胡培翚写进《仪礼正义》，骂官府为了面子乱改名分。 最可怜的还是那些被卷进兼祧婚姻的女人。 道光年间《汝东判语》里记着李氏姐妹的事，姐姐嫁去当兼祧妻，妹妹后来也嫁了同一个男人。 两房争家产时，夫家说妹妹是妾，妹妹拿出当年的婚书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正室。 县令最后判嫁妆归夫家，理由是兼祧妻本就违礼，嫁妆自然不能按正妻算。 四川巴县档案里还有更绝的，有个女子死后，夫家为了让后娶的妻子当正妻，竟把她的墓碑碑文从孺人改成了妾，连娘家来闹都没用。 刑部后来也觉得头疼。 道光元年彭文汉杀了后娶的妻子，地方官按父杀子妻判绞刑，刑部看卷宗时却改了：兼祧本就不该双娶，后娶的算妾，应按'父杀子妾'判流刑。 我觉得这种处理方式既想维护礼法，又要照顾民间实际，实在是左右为难。 到了咸丰年间，王廷庸案干脆突破有妻更娶律，直接说兼祧娶两妻不算重婚。 这种摇摆不定的判决，让民间更乱了套，有的地方学黄氏案娶两妻，有的地方学余氏案改身份，全看宗族势力大小。 这种混乱一直拖到民国。 1930年《民法典》颁布后，南京国民政府说兼祧双娶按重婚算，可基层法官碰到旧案还是头疼。 1935年有个案子，丈夫1920年兼祧娶了两妻，现在两房都来争遗产。 法官翻出前清的卷宗，看着里面生为正室，死为妾媵的荒唐判决，最后叹口气，让两房平分了家产。 这时候再看乾隆爷当年的御批，说兼祧是权宜之计，谁能想到这个权宜竟拖了一百多年。 当年黄氏案里争论不休的斩衰三年服制条文还在刑部卷宗里泛黄，雷氏墓碑上被改刻的妾字却早被风雨磨平。 传统社会为了续香火想的这个辙，在礼法教条和民间需求的拉扯里，打了两百年的补丁。 那些被改来改去的名分、争来争去的家产，说到底，不过是一个独子要撑起几房香火的无奈，和一群想在旧规矩里找活路的普通人的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