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杨秀峰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 香河县的老乡蹲在泡水里的土坯房檐下，手里攥着发霉的窝头，看着这个戴眼镜的教授主席踩着泥浆走进村子，谁也没想到这个读书人会在河北掀起那么大的风浪。 那会儿机关食堂每天都飘着白菜味儿，杨秀峰跟干部们说，省下的粮食要送灾区。 他拒绝了县里准备的白面馒头，端着碗跟老乡蹲在田埂上扒拉窝头，菜汤里飘着两片菜叶。 这种做派让不少老兵想起当年冀南根据地的日子，那会儿他带着学生兵在山里打游击，也是这样跟战士们分一个红薯。 最让人忘不了的还是刘青山、张子善那事儿。 这俩都是扛过枪的老革命，贪污救灾款的数字报上来时，不少人劝杨秀峰给老伙计留条活路。 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看卷宗，桌上的煤油灯熬到后半夜，第二天在省委会议上说：救灾款是老百姓的救命钱，这刀必须砍下去。 后来公审大会那天，他没去现场，在办公室里写了篇检讨，登在《人民日报》上，说自己没看好干部。 转过年来他就调去教育部了。 有人说他是救火队员，从水灾现场直接跳进教育改革的漩涡。 那会儿全国都在学苏联经验，他却在农林教育会议上较真，说北方的小麦跟苏联的黑麦不一样，教材不能照搬。 本来想直接推行统一教案，后来发现基层学校条件差，就改成先搞试点，这才有了后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半工半读试验班。 晚年他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时，办公室书架上总摆着本翻烂的《人民法院组织法》。 1982年参与起草宪法，86岁的老人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改稿子，铅笔尖在司法独立那几条上画了好几个圈。 临终前他跟子女说，骨灰要撒在河北老区，当年答应给老乡修的水渠，后来忙别的给忘了。 现在河北不少高校还留着他当年改革的痕迹，那些结合本地实际编写的教材，扉页上还能看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手写字样。 而1952年他写下的那份检讨，如今躺在国家博物馆的展柜里，泛黄的纸页上，权力监督必须制度化那行字，笔画依旧清晰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