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的米兰广场，阴云压得人喘不过气。 倒挂的尸体在风中摇晃，墨索里尼的脸已经被愤怒的民众砸得模糊，而他身边，克拉拉·贝塔西的裙子被风吹起，露出一截苍白的小腿。 咒骂声、石块落地声混在一起，突然有人嘶吼着“让她也尝尝当婊子的滋味”，正要上前撕扯，一个穿风衣的男人猛地挤过人群，脱下外套盖在她身上。 这个叫卢卡的男人，转眼就被唾沫和拳头淹没。 有人认出他是本地报社的退伍记者，骂得更凶：“法西斯的狗！连死人都要护着！”他没还手，只是死死按住那件被扯得变形的外套，直到抵抗组织的人过来拉开人群。 没人知道，这个在广场上挨打的男人，十年前在西班牙战场见过更残酷的画面，炸弹炸飞的孩子，被虐杀的平民，那时他就明白，仇恨到了极致，和暴行没什么两样。 克拉拉·贝塔西原本不该出现在这里。 她生在米兰顶级豪门，16岁时穿着定制礼服参加贵族舞会，身边围满捧着玫瑰的公子哥。 可20岁嫁给青梅竹马的空军军官后，日子却成了无尽的等待，丈夫常年驻守边境，留她在空荡荡的别墅里，对着满墙油画发呆。 1932年那个雨夜，她在咖啡馆躲雨，撞见了来买雪茄的墨索里尼。 这个49岁的独裁者，用带着烟草味的嗓音说“小姐，你的眼睛像托斯卡纳的阳光”，她突然就红了脸。 后来的十年，她住进了罗马的秘密公寓。 墨索里尼会带着香槟和珠宝来，在她耳边抱怨内阁那帮“蠢货”，甚至让她看未公开的军事地图。 她开始觉得自己不只是情妇，是“领袖唯一的知己”。 1945年4月，德军节节败退，墨索里尼要逃去瑞士，她收拾行李时，侍女劝她留下：“您是贵族，抵抗组织不会为难您。” 她却摇摇头：“他去哪，我去哪。” 那时她或许没意识到，自己爱上的究竟是那个男人，还是权力给她的错觉。 被处决那天，她和墨索里尼并排跪在加尔达湖畔。 子弹穿过胸膛时，她攥着墨索里尼的衣角，嘴里念叨的还是十年前那句“托斯卡纳的阳光”。 可广场上的民众不关心这些，他们只记得法西斯炸弹下死去的孩子，被抢走的粮食，被烧毁的家园。 尸体倒挂了三天，直到卢卡出现。 多年后，有人在卢卡的遗物里发现一本日记。 1945年4月29日那页写着：“盖住她，不是为了她，是为了那些还相信‘人’该有尊严的人。” 现在米兰档案馆的玻璃柜里，还摆着那件被撕破的风衣，褐色的污渍洗不净，像那个春天永远擦不掉的血痕。 没人再纠结卢卡是对是错，人们只是看着那件风衣，突然懂了：再疯狂的年代，总该有人守住底线，不是宽恕罪恶，是别让仇恨把所有人都变成野兽。 就像卢卡当年说的，外套盖住的不只是一具尸体，是一个人在绝望里，给同类留下的最后一点体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