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解放后，一个阔太太乘坐吉普车直闯35军军部，对门口的守卫说：“我是陈修良，请你们军政委何克希出来一下！” 1949年4月的南京，街头还飘着硝烟味，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正挨家挨户贴布告。一辆美式吉普车“嘎吱”停在35军军部门口，车门打开，下来个穿旗袍的女人，烫着卷发，手里拎着个鳄鱼皮手包，看着像哪家的阔太太。 “站住！干什么的？”哨兵端着枪拦住她，眼里满是警惕——这几天总有些国民党的遗老遗少来捣乱，穿着打扮都跟眼前这人差不多。 女人摘下墨镜，露出双清亮的眼睛，语气平静得很：“我是陈修良，让你们军政委何克希出来一下。” 哨兵愣了——陈修良？这名字听首长们念叨过，说是南京地下党的负责人，可眼前这“阔太太”，怎么看都不像钻山沟、打游击的样子。 正僵持着，军部里跑出个参谋，一见女人就喊：“陈大姐！可把您盼来了！何政委刚还念叨您呢！” 没人知道，这三年来，“张太太”的名号在南京的富商圈里响当当。1946年她刚到南京时，拎着个皮箱走进华德电料行，掌柜的柏焱赶紧迎上来，按事先约定的暗号低声说：“姑妈，您可算来了，姑父让我给您留了间上房。” 那间“上房”在电料行后院，窗户对着条窄巷，一有动静就能从后墙的狗洞钻出去。陈修良脱下旗袍换上粗布褂子，连夜在灯下翻看南京地图——哪里有特务据点，哪个警察所的所长是铁杆汉奸，都得记在脑子里，还不能留下半点字迹。 白天，她是“张太太”，穿着丝绒旗袍去夫子庙喝茶，跟太太们聊首饰、讲牌局，耳朵却在听周围的动静。有回在金陵饭店吃西餐，邻桌两个国民党军官吹嘘“共党在南京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她端着咖啡杯微微一笑，心里却在数：这月已经发展了五个地下党员，全是他们眼皮子底下的人。 最险的一次，是1947年冬天。特务突然查封了华德电料行，柏焱被带走拷问，陈修良正藏在阁楼的夹层里，能听见楼下皮鞋“咚咚”响，还有特务的吼叫：“不说出共党在哪里，就毙了你！” 她摸着怀里的密电码，指甲掐进掌心——那是刚从工厂党组织手里接过的军工厂分布图，比命还重要。直到后半夜，特务搜不到证据撤走了，她才从夹层里爬出来，棉衣都被冷汗浸透了，冻得直打哆嗦，却第一时间找地下交通员，把情报送了出去。 这三年，她烫坏了七件旗袍——有时候是为了藏密信，把信缝在衬里，烫衣服时不小心烧了洞；有时候是接头时被特务跟踪，故意往煤炉边蹭，用烧焦的味道掩盖身上的硝烟气。南京城里的特务换了一波又一波，没人怀疑过这个总带着香水味的“张太太”，就是他们抓了三年都没抓到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此刻，陈修良走进军部，何克希政委握着她的手，眼圈一下子红了：“陈大姐，南京能这么快解放，你们地下党立了大功！城防图、粮仓位置、特务名单……全是你们拿命换来的啊！” 陈修良笑了，捋了捋卷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看街上那些送水的、修鞋的，好多都是我们的人。昨天攻城的时候，还有个拉黄包车的老党员，硬是冒着枪林弹雨，把你们的侦察兵从城墙根拉到了安全地带。” 正说着，参谋端来碗小米粥，她接过来就喝，喝得急了，粥汁顺着嘴角往下滴——这三年在南京，她陪太太们吃了无数次西餐，却总惦记着这口热粥的味道。 “对了，”她放下碗，从手包里掏出个小本子，“这是还没来得及撤走的特务名单，藏在夫子庙的戏楼后台，你们赶紧去抓。”本子的封皮是烫金的，看着像本账本，里面却密密麻麻记着特务的住址和特征。 何克希翻开本子，看见最后一页写着行小字：“南京解放日，旗袍换军装。”他抬头看向陈修良，见她正望着窗外飘扬的红旗，眼里闪着光，仿佛三年来的惊险和委屈，都在这一刻化作了笑意。 后来有人问陈修良：“当‘张太太’那三年，就不怕暴露吗？”她总是说：“怕啊，但一想到南京早一天解放，老百姓就能早一天过安稳日子，就啥都不怕了。再说，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站着千千万万盼着天亮的人呢。” 那天下午，南京的阳光特别好，照在陈修良的旗袍上，也照在刚贴好的布告上。布告上写着“南京解放了”，字是用红漆写的，红得像地下党员们流的血，也像终于等来的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