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称：我们和新加坡华人不一样，虽然我们国籍是马来西亚人，但是从小就被教导祖籍是在中国，要饮水思源，传承华人文化，既说马来语也说家乡话，既吃华人餐也吃马来餐，虽然身在多元文化国家，但是我们对华人文化有认同感。 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茨厂街，午后的阳光斜斜切过骑楼，林阿婆正守着自家的酿豆腐摊子，一边用闽南语跟熟客打招呼，一边教旁边扎羊角辫的孙女包肉馅。“你看哦，这豆腐要选嫩的，肉馅得放五香粉才够味——这可是咱泉州老家的做法，你太奶奶传下来的。”孙女似懂非懂点头，手里的小勺子却把肉馅戳得满地都是，惹得林阿婆笑着拍了下她的手背。 隔两条街的咖啡店，穿马来传统纱丽的店员端来一杯 kopi-O，华语夹杂着马来语喊：“林伯，你的黑咖啡！”林伯接过杯子，指着报纸上的中国新闻跟同桌的老友说：“你看这河南水灾，咱同乡会昨天刚捐了批物资，都是按老规矩凑的份子。” 这场景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区里太常见了。就像槟城的姓周桥，木质吊脚楼沿着河岸排开，家家户户门楣上都贴着“周氏宗祠”的匾额，祠堂里的族谱泛黄发脆，却被香火熏得油亮——那是几代人一笔一划抄下来的，从福建南安的祖籍地，到迁徙来马的第一代先祖，再到如今满地跑的孩童，根脉清清楚楚。 可要是转去新加坡，感觉就不一样了。组屋区的电梯里，邻里打招呼多用英语，偶尔听到华语，也多半是“去哪里”“吃了吗”这类简单对话。有次马来西亚的华人学生去新加坡探亲，表哥带他去熟食中心，指着海南鸡饭摊说“这是咱爷爷当年从文昌带来的手艺”，可转身买单时，却用英语跟摊主讨价还价。学生追问“爷爷教过你文昌话吗”，表哥挠挠头：“就会两句，平时用不上啊。” 为啥差这么多？老一辈的马来西亚华人常说：“是逼出来的念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马来西亚推行“马来化”政策，学校里马来语是必修课，华语课本都得偷偷藏着教。林阿婆的儿子小时候，每天揣着印有“孔子”的笔记本上学，被老师发现就得没收。可越是这样，大家越憋着股劲——偷偷办华文补习班，把祠堂改成周末学校，甚至用马来语的字母给闽南语注音，就怕孩子忘了怎么说老家话。 新加坡就不同了。建国初期为了凝聚国力，主推英语作为通用语，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凑在一起，说英语最省事。久而久之，华语成了“家里的话”，出门办事、上班开会，还是英语更管用。有次在新加坡的书局里，看到架上的华文读物大多是教辅书，反倒是马来西亚出版的《弟子规》译本摆了满满一柜——那是马来西亚华人团体专门找人翻译的，怕孩子们看不懂古文。 更不一样的是“过年”。马来西亚的华人过年，从腊月廿三就开始忙：炸红龟粿的糯米香能飘满整条街，庙里的舞狮队得提前一个月排练，大年初一去拜年，长辈给的红包上一定印着“福”字，还得用红纸包着——哪怕现在流行微信转账，大家也会补一张实体红包纸，说“这样才够吉利”。 新加坡的年味淡些，组屋里挂起的灯笼多是塑料的，超市里卖的“年饼”包装上印着英文说明。有个马来西亚华人去新加坡亲戚家过年，看到孩子们对着春晚里的小品一脸茫然，才突然明白：不是新加坡的华人不想认根，是生活里的“根”被磨得太淡了——当周围人都在说英语，当工作报表得用英文写，当孩子的同学里一半是马来人、印度人，那些闽南语的童谣、包饺子的讲究，慢慢就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 不过说到底，也没谁对谁错。就像林阿婆的孙女，现在既能用马来语跟隔壁的马来族小伙伴吵架，也会在包酿豆腐时认真记住“五香粉”的闽南语说法；新加坡的表哥，虽然不怎么说华语，却会在清明时主动开车带家人去坟场，对着爷爷的墓碑磕三个头。 只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更执着些。就像茨厂街的骑楼，墙皮都掉了好几层，可门楣上的“江夏堂”“颍川堂”匾额，总被擦得锃亮——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念想：不管住了几代，脚底下的土地是马来西亚的，但心里的根，还在隔着南海的那片故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