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傅冬菊送了父亲傅作义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份北平城里的文物古迹清单，然后对老爹说：“解放军说了，这些地方都要保护，要是打起来，谁毁了这些，谁就是历史的罪人。” 那年北平的冬天有点别扭，街口还有人卖糖葫芦，居仁堂里已经砸过电话和茶杯。 外头看傅作义，是捏着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的国民党上将；屋里看这个人，夜里在房间里踱来踱去，饭越吃越少，话里都是叹气。 事得从四八年秋说起。 傅冬菊到北平组稿，本来要回天津，火车都要开了，被李炳泉从车门口拽下来。 天津来电话，要她留下，以照顾父亲为名，在傅作义身边盯着，把他的情绪、讲话、会见对象，拆碎了往党组织报。 接头点在东皇城根的小院，白天在居仁堂端茶递水，晚上去小院里和佘涤清、崔月犁碰头。 组织关系还在天津那头挂着，佘涤清以为只是“民青”里的青年，按规矩要她写自传，准备发展入党。真实身份不好摊牌，只能再走一遍程序。 她身上就多了一层拧劲：一边是傅将军的女儿，一边是地下党员，贴在父亲身边听风辨向。 十一月二日辽沈战役结束。 十一月三日，蒋介石急电北平，要傅作义去南京参加最高级军事会议。李世杰、张濯清轮番相劝，怕这一去变成“有去无回”。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先叮嘱女儿少出门，说特务多；提到南京，只甩下一句“这些事你不该问”。 劝说只好换个壳。傅冬菊托“老同学”的口信，把外面的意思带进来：有人记得他当年同共产党、八路军一起抗日，说眼下平津战事紧，北平和天津再被战火卷一遍，百姓没活路，共产党希望他有接受和谈的可能，用和平解决平津问题。 傅作义听完，只追问那人到底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是谁派来的。听明白是那边的人，只说“这是件大事”，把话压下去。 拖到十一月十七日清早，这份“压下去”的事变成具体动作。 他把女儿叫进屋，又把那位同学的底细问了一遍，确认是真共产党、是派来，而且接触中没露破绽，这才提出真正的要求：托对方向捎一份电报。 规矩很死，电文一个字不能落纸，只能记在脑子里，他口授两遍，她复背两遍。 电报的意思不绕弯：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统一国家、复兴民族，跟着他“戡乱”，路走错了；决定将所部约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交指挥，以“救国救民”为目的，请求派南汉宸来北平商谈和平。 电报发出后没有回音，他问过，党内那头只是淡淡带过。 十二月十四日，解放军把北平围得严严实实，第二天崔载之在李炳泉带领下出城谈判。很快，新保安、张家口相继失守，三十五军、一〇五军在战场上打光。一二月二十五日凌晨，中共中央宣布头号战犯名单，傅作义名列其中。居仁堂里气氛当场炸开，电话、茶杯、笔筒被他一扫而光，人撞在门框上跌坐在床边，只剩下“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刘厚同老先生这时候进门，从“忠”字说起。 提商汤、周武当年也是桀纣手下，后来举兵伐主，后人不叫叛逆，只认圣贤。 话很直：忠不能死扣在一个人身上，要落到老百姓头上。国事已到这个地步，人民流离失所，北平要是打成一片瓦砾，名节再好听也压不住这一城性命。 高树勋起义就摆在那边，共产党说话算数，只要真走和平起义这条路，人和部队都有去处。 这番话不久就到了佘涤清、崔月犁耳朵里。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那封后来被叫作“元旦六条”的电报，从平津前线指挥部转回居仁堂，由林彪派李炳泉传达，对战犯名单作了解释，把今后的安排说清。 傅作义的气慢慢消了，又回到谈判桌前，周北峰出城，第二轮谈判接上去。 态度变不变，有时候看饭桌。四八年十二月底，他把邓宝珊请进北平，晚上约着马占山在马家吃饭。三人是抗战年代结拜的兄弟，这回桌上多了一点门道。 傅作义平时吃饭多是两个菜，有客人加到三个，那天由邓宝珊张罗，摆上五六个菜。熟悉他的人心里有数，这不只是叙旧，更是在为一个新选择压秤。 没几天，崔月犁就从邓宝珊口里听到实话：傅作义已经下定决心，同共产党合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两晚，邓宝珊同率先入城的苏静去居仁堂看望傅作义。 外屋里主客说话，里屋里邓宝珊把一封没封口的信交给傅冬菊，要她先看，再找机会交给父亲。 信一开头就指责傅作义率部大举进攻解放区，占领七十多个县镇，县名一一列出；接着说部队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只给两条路，一是自动放下武器，一是出城改编，并限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中午前作出抉择。 那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往城外开，协议刚签不久，局面像一张刚稳住的桌子。 她明白父亲那股脾气，这封信要是当面递过去，很可能把前面谈成的结果一下搅黄，只好先压在手里，打算等部队撤完再说。 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北平解放经过》，把这封信全文登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