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得了癌症，亲大哥一面没露，电话也没有，最后却收到一个大信封。 前两天同事老

弟弟得了癌症，亲大哥一面没露，电话也没有，最后却收到一个大信封。 前两天同事老李生病住院了，我前去探望。 老李躺在白得刺眼的床单上，眼含热泪轻声哽咽着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儿女双全，儿女都出息，工作也赶上了好时候，退休后待遇也不错，就是有件事让我死不瞑目。” 我握着他的手问道：“老李，别想太多了，你这个治愈的几率是很大的，你怎么如此消极了？” 他抹了一把泪说：“我老家还有个哥哥，可是年轻时发生了矛盾，多年都不来往了，我就这一个大哥，我不想到了那边没法跟父母交代。” 我正要再次宽慰他的时候，突然门被推开了。是一位年轻的护士，她的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有些褶皱。 护士说：“李大爷，有一个自称是您老家亲戚的老人，看着与您长得有几分相像的模样，让我给您的。” 老李一下子激动了起来，赶紧接过信封，打开一看是大大小小票子攒起来的5万元钱。 老李哇的一下子就泪流满面了，或许他已经知道了那个人是谁了。 他激动地拉着我的手，急忙说道：“快，帮我把人叫回来。眉骨上有道疤痕。” 十五分钟后，我找到了老李口中的大哥。 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一开始他犹豫不决，像一个不知所措的孩子，最后犹豫再三才跟着我进了医院。 门被推开时，带进一股走廊消毒水味儿。然后是脚步声，沉、缓，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拖沓。 只见老李费力地偏过头，看见了那张脸。或许比记忆里黑了，皱得像老核桃，但眉骨上那道疤还在。 其实，哥哥李建国就站在了医院门口，手里拎着个褪色的蓝布包袱。兄弟两人对视了足足半分钟，谁也没说话。 最后是哥哥先动，他走到床前，声音粗嘎，像砂纸磨过木头，“弟，这5万你拿着，我没太多，卖了两头猪，加上棺材本儿。” 老李喉咙发紧，想说什么，却先咳起来。哥哥笨拙地倒了杯水，递过去时手有点抖。水温刚好，是李明习惯的、不烫不凉的温度。 “还记得吗？”老李喘匀了气，“咱爹那三间瓦房。” 那是他们闹掰的根源。父母走后，为那三间漏雨的破房，两个刚成家的兄弟吵翻了天。 老李觉得哥哥是长子该让，哥哥李建国觉得弟弟读了书心就野了。最后房卖了，钱平分，两人三十年没说过话。 “记得。”李建国在凳子上坐下，摸出旱烟，又想起是在医院，讪讪地收回去，“房梁是咱俩一起换的，你当时在底下扶梯子，吓得腿哆嗦。” “你还笑我。” “后来你考上师范，我卖了半扇猪给你凑学费。” 这话像把钥匙，突然打开了锈死的锁。 老李想起那个夏天，哥哥推着自行车送他去车站，车把上挂着个网兜，里面是煮熟的鸡蛋。他上车时，哥哥塞给他一卷毛票，汗湿的。 “哥……”老李张了张嘴，后面的话被涌上的哽咽堵住了。 大哥李建国摆摆手，从包袱里又掏出个铁皮盒子，打开，是几块硬邦邦的芝麻糖。“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他掰了一小块，递过去。 糖在嘴里化开，甜里带着芝麻的焦香，还有股淡淡的铁锈味。老李慢慢嚼着，眼泪就这么无声地滚下来，渗进鬓角花白的头发里。 大哥李建国别过脸去，望着窗外。良久，他说：“老二，咱不吵了。没意思。” “嗯，不吵了。” 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挨得很近，像小时候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时那样。 两个走过大半辈子的老人一个躺着，一个坐着，手不知什么时候握在了一起。 窗外，梧桐树的影子在风里轻轻摇晃，叶子已经黄了大半，但还有几片固执地绿着，在秋阳下亮得像翡翠。 《诗经·小雅》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兄弟间的争执如同在自家围墙内的摩擦，而当真正的危难如疾病从外部降临时，血缘深处的情感便会超越往日的嫌隙，重新联结。 苏轼在《水调歌头》中感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兄弟数十年的疏离，是生命中无法回避的“缺憾”。然而，正是这种长久的缺憾，让晚年的和解显得格外珍贵与完整。 亲情的纽带或许会被岁月拧成死结，却很少会被真正割断。 最终你会发现，有一个深刻的生命真相：时间与死亡，是最伟大的调解者。 当生命的终点依稀可见，往日的得失对错会突然失去重量，唯有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牵挂与不舍，会浮出水面，成为照亮最后旅程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