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赵培宪被俘，日军用布条捆住他的双手，把他押到训练场给新兵当活靶子，谁知他竟推开日军，转身跳进深沟中！ 1942年，那一年对华北抗日根据地来说，简直是至暗时刻。5月，日军发起了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十字岭壮烈牺牲。就是在这次突围战中，身为八路军太行区党委敌工部宣传科长的赵培宪，因为弹尽粮绝，和几百名战友一起落入敌手。 这时候，等待他们的不是普通的战俘营，而是一个叫“太原工程队”的地方。 进了这道门，人就被分成了“天、地、人”几个等级，待遇连牲口都不如。那个地方睡觉的地方每人只有两块砖宽，挤得连身都翻不了。这还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日军那个代号为“1413”的部队，独立混成第14旅团第13大队。 这个大队接了一批从日本本土运来的新兵。这帮新兵蛋子哪怕经过军国主义洗脑，到了真战场上见到血肉横飞，手也是抖的。日军高层一看这不行啊，没见过血怎么当“皇军”？于是，一个丧心病狂的计划出炉了：用活人练刺刀，搞“胆量训练”。 他们把目光盯上了“工程队”里的战俘。 1942年7月28日，这天对于赵培宪来说，原本是生命的终点。他和另外70多名战俘被提了出来，理由是“转移干活”。但赵培宪是搞敌工工作的，心细如发，他很快发现不对劲：这次押送的车队不是往工地开，而是直奔太原小东门外的赛马场——那里是一片著名的乱坟岗。 更让他警觉的是，押送他们的日军士兵，眼神里透着一股子难以掩饰的亢奋和杀气，手里拿着的步枪却很奇怪，枪膛里似乎没有顶火。 到了地方，眼前的一幕证实了他的猜想。这哪里是工地，分明是屠宰场。前几批被拉来的战俘，已经被当成活靶子刺死在坑里，尸体横七竖八。日军教官住冈义一正在那大呼小叫，给一群脸色发白的新兵做示范，教他们怎么刺入人体最致命，怎么拔刀最省力。 轮到赵培宪这一组了。他和战友们被推到大坑边上，对面站着端着刺刀的日本新兵。这时候，一个极其关键的细节救了他：日军为了防备新兵紧张走火误伤自己人，或者是为了那种所谓的“武士道”仪式感，严令刺杀训练时步枪不许装子弹。 赵培宪偷偷试了试捆双手的绳子。那是根据地自产的土布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裤腰带，虽然韧性不错，但在长期磨损下并非牢不可破。他一边假装顺从地被押解，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扫描地形。他发现，在训练场的一侧，并没有设立严密的警戒线，那里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不远处就是一个深沟，沟底连接着茂密的青纱帐。 机会只有一次，就在刺刀尖即将触碰到衣服的那一瞬间。 对面的日本新兵还在在那儿调整呼吸、做心理建设呢，赵培宪突然暴起。他不是往后缩，而是猛地向前一步，用肩膀狠狠撞向那个日本兵，紧接着飞起一脚踹在对方的小腹上。那日本兵哪见过这场面，当时就被踹翻在地。 周围的日军全愣住了。他们习惯了战俘的绝望和顺从，完全没想到有人敢在刑场上反击。趁着这几秒钟的死寂，赵培宪猛地发力挣断了本就松动的布条，转身就往深沟方向狂奔。 这时候，日军那个教官住冈义一才反应过来，歇斯底里地吼着“射击！射击！”。可就像前面说的，枪里没子弹啊！ 那帮平时耀武扬威的鬼子，手忙脚乱地从子弹袋里掏子弹，再拉枪栓上膛。就这短短的几秒钟时间差，成了赵培宪的“生死时速”。等枪声像炒豆子一样响起来的时候，他早就一个纵身，滚进了那条满是荆棘和乱石的深沟。 赵培宪滚下去的时候浑身被划得血肉模糊，但他根本感觉不到疼，爬起来就往青纱帐深处钻。他在太原郊外的荒野里躲了整整三天三夜，饿了啃青玉米，渴了喝泥沟水，最终在老乡的掩护下，奇迹般地摸回了抗日根据地。 赵培宪之所以让人佩服，在于他回来的第一件事不是庆幸，而是复仇，用一种更高级的方式。 归队后，他立刻向组织详细汇报了在“工程队”的见闻，并写成了一篇题为《太原集中营真相》的文章。 文章里，他指名道姓地揭露了日军独立混成第14旅团的暴行，详细描述了赛马场上的“活人刺杀课”。这下子，不仅是中国，连国际舆论都一片哗然。日本人原本想把这事儿当成“内部训练”悄悄搞，没想到被赵培宪把底裤都给扒了下来。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日军为了掩盖罪行，被迫下令停止了这种公开的“活人刺杀”训练。可以说，赵培宪的一支笔，救了后面无数可能被拉去当靶子的战俘。这才是真正的智勇双全。 1956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沈阳和太原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的赵培宪，以证人的身份再次站在了当年的刽子手面前。 在法庭上，他指着被告席上的住冈义一，一条一条地列举当年的罪证。那个曾经在赛马场上不可一世、挥舞着军刀让新兵杀人的日军军官，此刻耷拉着脑袋，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只能低头认罪：“我承认，我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历史的审判虽然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