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民党二号人物，毛主席唯独不接受他投降，周恩来怒斥他是千古罪人，老蒋也坦言想干掉他。他就是何应钦，何应钦究竟做了什么引发众怒？ 何应钦的起步堪称那个时代军人的典范，他1909年以第一名成绩被选入日本振武学校，与蒋介石成为校友，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在国民党军界崛起奠定基础。 何应钦在黄埔军校创立初期就担任总教官，后来成为黄埔系中仅次于蒋介石的重要人物，被称作黄埔“慈母”，这个亲切的绰号背后，是他与黄埔师生建立的广泛联系。 在广东革命时期，何应钦表现出相当的军事才能，他率领黄埔官兵参与两次东征、平定刘杨叛乱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作出了贡献。 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风起云涌，何应钦被任命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与日本及华北地方实力派周旋，这段经历成为他政治生涯中难以抹去的污点。 何应钦在华北问题上主张由宋哲元主导政局，与蒋介石的立场产生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暴露了国民党内部对日策略的矛盾，也使得华北危机日趋严重。 何应钦与日方达成的《何梅协定》，更是被国人视作屈辱的象征，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关头，这种妥协行为无疑严重损害了他的政治声誉。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九千余人被围歼，这一事件彻底激化了国共矛盾，也将何应钦推向了历史审判台。 当得知惨案发生后，周恩来立即打电话给何应钦，痛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作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周恩来在电话里严正指出：“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说完愤怒地摔下了电话听筒，这一场景生动展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何应钦的极度愤慨。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也特别提到何应钦，将他视为发动反共高潮的国民党反动派代表，这意味着中共高层已将何应钦列为不可饶恕的对象。 而何应钦与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表面那样和谐，1928年2月，蒋介石突然前往徐州前线，直接撤销了何应钦第一路军总指挥的职务。 蒋介石当场怒目而斥：“何应钦身为总指挥，本应恪尽职守，却擅离岗位，外出狩猎，此等行径，实乃严重失职！” 随后，蒋介石撤掉了何应钦住宅的警卫部队。 蒋介石对何应钦的不满有三点：一是“忘恩负义，勾结白崇禧逼我下野”，二是别人都通电拥戴我复职，唯独他迟迟不发拥戴电，三是要测试自己能否掌握黄埔系。 然而蒋介石在狠打之余又予拉拢，不久调任何应钦任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既削了实权，又留有余地，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段，典型地体现了蒋介石的驭下之道。 1945年9月9日，何应钦在南京代表中国政府接受侵华日军的投降，这本该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光辉的时刻，却因过去的行为而显得讽刺。 作为曾经与日本签订屈辱协定的人，如今主持受降仪式，历史开了个极大的玩笑，在庄重的仪式背后，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他在中国共产党心中早已是“战犯”身份。 毛泽东早已明确表示，对于何应钦这样的顽固分子，不接受其投降，这种态度决定了即使是在抗战胜利后，何应钦也绝无可能得到中国共产党的谅解。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何应钦逐渐退出权力核心，这位曾经权倾一时的军政大佬，在台度过相对平淡的晚年。 与大陆方面对他的强烈谴责形成对比的是，何应钦在台湾并未受到蒋介石的重用，蒋介石始终记得何应钦曾经的不忠，那句“没有我蒋中正，绝没有何应钦”的训话，道出了两人关系的本质。 何应钦深懂养生之道，待人宽和，是国民党内长寿者之一，享年97岁，这种长寿，让他见证了历史的巨大变迁，也见证了自己如何从权力巅峰滑落。 何应钦去世时，台湾当局给予了他隆重的葬礼，安葬于汐止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 历史给何应钦留下了一幅复杂的面像：他是抗日战争的受降主官，也是皖南事变的策划者；是蒋介石的得力助手，也曾有过异心。 在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那些曾经愤怒谴责何应钦的人们，最终见证了历史的公正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