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滕县保卫战中，王铭章看着距离自己一千多米的龟尾寿三，问旁边的副官，这个距离能不能打到他，副官没说一句话，而是举起了自己的枪，只听三声枪响之后，龟尾寿三从马背上摔下来。 阵地上先是静了一瞬，紧接着爆发出压抑的欢呼声——不是那种张扬的呐喊，是士兵们攥着枪杆、喉咙里挤出的激动声响，有人甚至忘了擦脸上的硝烟。王铭章盯着那匹失去主人的战马慌乱跑远，伸手拍了拍副官的肩膀，掌心能触到对方因握枪而紧绷的肌肉。 没人多说话，可所有人都明白这三枪的分量：龟尾寿三是日军主攻滕县的联队指挥官，此前几天，正是他带着部队一次次冲破外围阵地，用炮火轰塌了城墙上的多处垛口，不少兄弟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倒在血泊里。 那会儿的滕县早已是座孤城。王铭章率领的122师，大多是川军子弟，装备差得可怜——步枪多是老旧的“汉阳造”，子弹每人平均不到20发，重武器更是没几门。日军却带着坦克、重炮，白天用炮火犁地，晚上组织冲锋，城墙上的士兵往往刚补上去，就被新一轮轰炸掀翻。 龟尾寿三敢在一千多米外骑马督战，就是料定中方没有能精准打击的武器，这份嚣张像根刺，扎在每个守城将士心里。副官这三枪，不仅打掉了日军的指挥官，更戳破了对方的狂妄，让阵地上快被压垮的士气，一下子提了上来。 副官没炫耀枪法，只是把枪收起来，弯腰捡起刚才掉落的弹壳，仔细揣进兜里。他知道这不是逞能的时候，龟尾寿三一死，日军肯定会疯狂报复，接下来的进攻只会更猛烈。 果不其然，没过半个时辰，日军的炮火就铺天盖地砸过来，城墙缺口处的尘土被掀得像浓雾，碎石子砸在钢盔上“叮当”响。王铭章站在指挥部外的土坡上，望着被烟火笼罩的城墙，声音沙哑却坚定地对身边参谋说：“告诉各团，人在城在，就算剩最后一个人，也得把口子堵上。” 其实谁都清楚，滕县守不住。上级的援军还在百里之外，日军的后续部队正源源不断赶来，城里的粮食和弹药越用越少，连伤员都没地方安置，只能躺在城墙根下，稍微能动弹的，就拖着伤腿往阵地上送弹药。 可没人提撤退，川军子弟从四川跋山涉水来抗日，就是抱着“宁死不当亡国奴”的念头，王铭章更是早就下了决心——他给家人写的绝笔信里，已经写明“誓与滕县共存亡”，这不是口号，是刻在骨子里的信念。 副官那三枪带来的士气，撑着将士们扛过了最艰难的两天。日军后来换了指挥官，攻势更狠，坦克直接撞向城门，城墙最终被撕开一道大口子。 王铭章带着卫队冲上去堵缺口，身上多处中弹，鲜血浸透了军装。他倒在城墙下时，还攥着望远镜，视线依然盯着日军进攻的方向。直到最后一刻，他都没退后半步，就像他当初对士兵们说的那样，用生命守住了“人在城在”的承诺。 这场保卫战，122师几乎全军覆没，却为台儿庄战役争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后来有人问起副官那三枪，他只说：“不是我枪法好，是军长（王铭章后追赠陆军上将）和兄弟们的骨气，给了我准头。” 这话没错，那三枪里藏着的，是中国军人面对侵略者时，宁死不屈的硬气——哪怕装备不如人、兵力不如人，也绝不低头，哪怕用生命作代价，也要让敌人知道，中国的土地，不是那么好踏的。 如今再想起滕县保卫战里的这一幕，想到的不只是三枪击毙敌酋的痛快，更是无数像王铭章、像那位副官一样的英烈，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长城。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用最朴素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家国”。这种精神，从来不是历史书页里的文字，而是刻在民族骨血里的传承，提醒着后来人，如今的和平，是用怎样的牺牲换来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