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的“中国工人不会再形成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一判断，并非拍脑袋的情绪宣泄，而是建立在他对全球产业链、技术结构、空间布局、国家治理方式四重变迁的追踪之上。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几十年前，人们提起工人，总能想到热火朝天的车间、排列整齐的宿舍和一群群穿着蓝色工服的人，那时候，工人队伍庞大集中，身份标签清晰，大家干着类似的工作，生活和利益息息相关，可随着全球产业分工和技术进步，工人的世界悄然发生了变化。 现在，谁是“工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了简单答案，工厂里调试机器人程序的技术员，外卖平台上的骑手，直播行业的助播，甚至远程写代码的工程师，都可以归到广义的工人队伍里，这些人有的穿工服，有的穿骑手马甲，有的连工位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蓝领”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多的新职业、新工种不断涌现，身份的流动和多面性是当下最显著的特征，有些人在工厂上夜班，白天兼职送外卖，有人在制造业做数据分析，空余时间还做电商客服，就业方式灵活，工人不再是过去那种“一辈子只干一份活”的群体，身份背后有着复杂的交集。 不同工种、不同平台上的工人，利益诉求也不再一致，流水线计件工资让大家重视个人产出，外卖骑手的收入取决于抢到多少订单，算法分配让每个人都成了“对手”，订单有限，谁接多了谁就能多赚，工厂的普工们关心工资和加班，平台骑手关注单量和路程，远程技术员关注项目和绩效，利益的分化让大家很难出现共同发声的需求，平台经济下，灵活就业者和固定岗位的工人之间也有不少隔阂，一些人从未进过工厂，只在手机上完成工作，线下见不到同事，大家习惯各自为战，遇到问题更愿意自己想办法，很少有组织起来的冲动，过去那种“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情谊，正逐渐被个人忙碌所取代。 空间的分散也是工人之间距离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前的工厂往往和宿舍、社区连在一片，工人下班可以一起吃饭、聊天，生活圈子高度重合，现在，大量工厂搬到郊区、县城，产业园区里有成百上千家企业，但同一个车间的人都可能住在不同地方，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更是全城流动，今天送东城区，明天跑到西郊，路线变化随时调整，还有一些新职业者根本没有固定办公场所，靠网络在家上班，空间上的分散，让工人之间很难聚在一起，即便住得近，工作时间也未必同步，通勤时间长、生活节奏快，每个人都只想着赶紧回家休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归属感和集体认同感自然难以建立。 在这种背景下，工人组织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工会、职工小组等传统组织，在新型就业形态面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很多灵活就业者因为没有固定单位，很难纳入现有的组织体系，为了适应变化，很多地方探索了新型的服务站点和线上平台，比如城市里出现了劳动者服务站，为快递员和骑手提供休息、维权和技能培训等服务，有的线上平台还组织法律咨询、心理疏导和技能提升课程，虽然这些新组织不像过去那样大规模聚集，但在解决实际问题上更有针对性，更贴近工人的日常需求，行业协会、技能认证、平台仲裁等也成为工人连接利益的新纽带，大家不再依靠大集体行动，而是通过更灵活的小组织、小圈子，获得保障和支持。 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算法管理的普及，给工人的工作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平台经济下，算法成了“无形的管理者”，负责派单、计酬、考核，每个骑手、司机、客服人员的工作进度、服务评价、收入结算，都紧密地和算法绑定在一起，算法让资源配置更高效，但也把工人切割成一个个独立的“数据点”，每个人的工作被精细量化，绩效考核标准明确，收入多寡一目了然，算法既让工人之间的合作变得稀少，也让大家更加依赖平台规则，与此同时，技术也在催生新的合作方式，比如部分行业会通过线上社区分享经验，远程技术员之间组建兴趣小组，外卖骑手会利用社交软件交流路线和避坑技巧，虽然这种联系松散，但也为工人提供了新的互助空间。 中国工人的力量并没有消失，只是表达方式更隐形、更灵活，技能升级、制度保障、小型组织成为新趋势，许多工人把精力投向提升个人能力，通过学习新技术、考取证书来增强职业竞争力，越来越多的行业建立了细致的劳动标准，保障工人权益，维权方式也变得多样，遇到问题可以找服务站、行业协会、线上平台协助解决，新生代工人更愿意通过法律途径和制度渠道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依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大家习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变化，依靠技术和制度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