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地下党周迪道被日伪军逮捕，在叛徒的指认下，周迪道很快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日军开心坏了，以为终于抓到了个“软骨头”的共产党，却殊不知正一步步落入我党的圈套…… 1944年，周迪道化名朱人达，名义上是汪伪政府浙东行政公署南山财经委主任。这个身份让他可以在日占区活动，为新四军筹集急需的军费。当时浙东抗日根据地被日伪军严密封锁，新四军战士只能靠野菜、树皮充饥，800万元的筹款任务对周迪道来说压力巨大。 然而好景不长，在一次筹款活动中，不小心露出了破绽，被一名伪乡长出卖，然后被捕入狱。这个伪乡长早就对周迪道怀恨在心，找到机会就跑去余姚日军警备部告密。周迪道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但他的反应出乎所有人意料。 浙东驻扎的日军，将周迪道带到了余姚的警备司令部，后又关押在宁波的日本宪兵队。宁波宪兵队可不是一般的监狱，宁波宪兵队岗哨密布，地下设有坚固的牢房，配备各种恐怖的刑具。这里关进去的共产党员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即使出来了，也早就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起初周迪道表现得很顽强，面对各种酷刑都咬紧牙关不肯开口。但叛徒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后来才知道，原来周迪道是被叛徒出卖后暴露身份。当那个叛徒颤抖着手指向周迪道时，宪兵队思想课课长铃木政一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可就在铃木准备继续用刑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周迪道突然瘫软在地，开始求饶说要招供。铃木政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年他审讯过不少共产党员，个个都是硬骨头，宁死不屈。周迪道的”叛变”让他觉得终于抓到了一条大鱼。 面对日本军官的封官许愿，他很快便投降，但没多久，他暗中给组织写了一封信：“日军想让我成为密探，我只好暂时顺从，但我想将计就计……”周迪道的这封信让浙东区党委领导人谭启龙和何克希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经过慎重考虑，组织批准了周迪道的计划。 日本人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在关押了周迪道一段时间后，故意放了他，要求他成为日军的密探，去搜集新四军的情报，实际上暗中监视他的行动。为了打消日军的怀疑，周迪道开始了精湛的表演。他整天和日伪军官厮混，抽烟喝酒打牌样样来，甚至还经常出入风月场所，表现得贪财好色。 组织上同意后，他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另外几名被捕的同志一起，在宪兵队内部成立了＇反间谍小组＇。他的代号是401，担任反间谍小组组长。这个后来被称为”400小组”的组织就此诞生，成为抗战史上最成功的反间谍行动之一。 这个小组对外号称”宪兵队密探朱家”。组员：402周列平（原名周斯明），403马鹤九（原名冯禾青），404王福舟（原名王福林），406莫奇（女，原名徐笑奇），407张黎（女）、408陈婕（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号和掩护身份，在外人看来就是一个普通的”汉奸”家庭。 钱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周迪道传信给丁公量，获取情报和搞活动都要钱，可他们却缺乏经费。丁公量的回复很有意思：你们现在是汉奸，汉奸就应该有汉奸的样子，缺钱就去”敲竹杠”！于是周迪道开始对那些投靠日军、欺压百姓的汉奸商人下手。 有一次，周迪道设下鸿门宴，请伪商会会长袁端甫赴宴，硬生生从袁端普身上”敲诈”了1亿多伪币。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周迪道和小组同志商量后，就把这笔钱分给了宪兵队的七个汉奸密探头子，只留了1000万作为小组活动经费。这一招很管用，其他汉奸密探和喽啰们分到钱后，都称赞周迪道”讲义气，够朋友”。 400小组不只是搞钱，更重要的是收集情报。他们利用参加重要会议、陪同长官检查的机会，窃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不过给日军提供情报也是必须的，周迪道很聪明，比如我们告诉铃木，浙东纵队司令何静（何克希）昨日渡过姚江去三北，具体去向不明。等到三四天后，我们安排《新浙东报》登出消息，印证了这份情报是准确的。信息是真的，但时间错开了，日军扑了个空。 最惊险的任务是运送炸药。1944年底，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准备了一批火药用于制造手榴弹，但苦于日寇封锁盘查极其严密，无法将火药运送出去。正巧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木场要去上海游玩，周迪道赶紧表示自己和”太太”也想去”白相白相”，费用全包。 为了将炸药瞒天过海安全运回，他们买了一口手提皮箱，下面垫上衣服，上面再盖上两件，中间放火药。回程时遇到检查，周迪道机智地请木场帮忙拎箱子。木场本能地接过了箱子，掂量一下觉得有点重，问道：“朱人达，你搞什么名堂？是不是做金子生意发财啊？”周迪道顺水推舟，做了个鬼脸：“不做点生意哪来的吃喝呀？带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就这样，一箱能炸毁半个街区的烈性炸药在日军军官的”护送”下安全运回宁波。 400小组的活动持续到抗战胜利，从来没有被识破过。直至抗日战争胜利，这支队伍从未被识破，还策反了60多名日本宪兵密探，堪称抗战史上最成功的”潜伏”之一。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小组成员安全返回四明山根据地，带着大批策反的人员、武器和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