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强奸的日本士兵，大部分强奸完了就杀掉。往往是强奸完后刚一撒手，女人就逃跑，士兵们便从后面向女人开枪……”这是曾见证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记者小俣行男的回忆。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这场惨剧的开端源于中日战争的升级。日本军队从上海推进，南京作为当时中国首都，成为战略要地。日军第六师团和第十六师团主力部队，携带重武器和坦克，突破城防线。中国守军在唐生智指挥下顽强抵抗，但蒋介石已于12月7日撤离政府和精锐部队，留下约8万士兵和大量平民。日军入城后，迅速封锁长江下游出口，防止逃亡。城外巡逻队搜查芦苇荡和村庄，抓捕散兵和难民。南京安全区由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等外国人设立，试图庇护20多万居民，但日军多次闯入。整个事件持续6周，造成超过20万中国人死亡，其中包括军人和平民。日军行为源于军纪松弛和军官默许，士兵长期作战积累的怨恨转化为集体暴行。小俣行男作为随军记者，本该记录“胜利”，却目睹了这些事实。他的回忆暴露了日军内部的普遍问题：从上到下，对中国人的蔑视根深蒂固。这不是个别事件，而是系统性灾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后来确认了这些罪行。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以屠杀为主，强奸则是其中最隐秘却广泛的部分。小俣行男在战后证言中指出，几乎所有士兵都参与了这种行为，受害者年龄从少女到老人，不分对象。法庭记录显示，强奸案超过2万起，大多数受害者随后被杀害。这种模式源于士兵的兽欲和恐惧：他们担心受害者报复或泄密，于是选择灭口。日军军官如松井石根虽下令维持秩序，但实际纵容下属。士兵们视中国人为“次等”，长期宣传的种族优越感放大他们的残忍。强奸往往发生在民宅、仓库或街巷，结束后受害者试图逃跑，却被枪杀。这种追杀成为常态，士兵们以此发泄。国际观察者如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用摄像机记录了部分证据，他的胶片显示尸体堆积，妇女伤痕累累。这些事实不是夸张，而是多方证词的交汇。 南京大屠杀的规模超出想象，死亡人数经东京审判确认逾20万，强奸受害者中幸存者寥寥。日军采用多种杀戮方式，包括机枪扫射、刺刀格斗和活埋，针对妇女的暴行则更具针对性。小俣行男回忆，士兵们在侵犯后立即开枪，防止任何求助。这反映了日军战略：消灭潜在抵抗力量，摧毁中国人的意志。孕妇和儿童同样遭殃，刺刀划腹的案例屡见不鲜。日军内部文件显示，军官鼓励“发泄”以维持士气，但这实际助长了无差别犯罪。西方记者被迫撤离前，报道了初步惨状，《纽约时报》等媒体刊登了目击者证词。南京安全区虽救下部分人，但士兵闯入数十次，拖走妇女。战后，日本政府试图淡化这些记录，许多教科书缩小规模，甚至否认系统屠杀。小俣的证言成为关键，他强调这是“发疯状态”下的集体行为。 暴行的根源可追溯到日军训练和宣传体系。日本陆军从明治时代起灌输武士道精神，视弱者为猎物。南京战役前，士兵已在中国东北和华北犯下类似罪行，如平顶山惨案。但南京是高峰，入城后军纪崩坏，军官忙于庆功，无暇管束。小俣行男作为记者，任务是美化战绩，却记录了真实：士兵们抢掠财物后转向妇女，视之为“奖励”。法庭证据包括日军日记和照片，显示集体轮奸和枪杀的模式。受害妇女多为平民，家庭支柱被杀后，她们成为软目标。国际红十字会报告指出，强奸率高达日军总数的90%以上。这不是孤立，而是战争逻辑的延伸：征服者通过侮辱强化控制。战后幸存者证词补充了细节，许多妇女选择自杀以避耻辱。小俣晚年出版回忆录，承认日本需面对历史。 南京大屠杀的后续影响绵延至今。1946年东京审判，松井石根等11名日军将领被判刑，强奸罪被列为战争犯罪。但朝香宫鸠彦王等皇室成员逃脱追究，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否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包含日军照片和证词。小俣行男返回日本后，从事新闻工作，直至去世。他的回忆被译成多语，推动国际认知。 日本至今的回避态度加剧了中日摩擦。许多日本教科书将南京事件描述为“冲突”，死亡人数缩减至数千，忽略强奸细节。小俣行男的证言虽被引用，但常遭扭曲为“个人观点”。国际法庭档案显示，日军系统焚尸灭迹，长江中浮尸数日不散。战后，中国重建中，南京成为象征，侵华战争赔款谈判中，这段历史成谈判筹码。但日本未全面道歉，右翼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激起抗议。历史不是过去式，而是活的镜子，照出当代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