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前的瞬间画面，有一个元帅，表情凝重，他是谁？为什么？ 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城楼上站了一排人，人人脸上都挂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表情。 有的笑得热烈，有的眼圈微红，还有一个元帅，站得笔挺，目光却沉得很。他没说话，也没什么多余动作，就是静静站着，像老屋角落里那张沉着年岁的太师椅。 一身戎装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有人认出来了，说那是刘伯承。 是啊，他就在毛主席左侧两步远的地方，身上背着九道伤，右眼早就没了光。但那天他不是因为伤重才神情冷淡，是因为——他太清楚，眼前这热闹是怎么来的。 年轻那阵他混过军阀部队，是靠真本事上去的，在川中地位不低。 要按常理走，他继续带兵、升官、喝花酒，也就这么一辈子了。但偏偏他这个人骨头倔，一心想着救国救民那点事，哪怕外头都说他傻气。 一九二三年秋冬，他在成都养伤，表面是疗伤，实际上是在盘算出路。 那会儿讨贼军先是拿下重庆，后来又丢了，成都也顶不住了。赖心辉那伙人怕熊克武做大，在重庆刚打下来就停手，白白错失好局。吴佩孚调刘湘来收拾残局，敌军反扑，节节逼近。 整个四川一片混乱，军头们各怀鬼胎，谁也不想真拼命，倒像是明里打仗暗里争地盘。 刘伯承看透了这一点，心里开始打鼓。 那个时候，成都有个叫吴玉章的老先生，是同盟会出来的，干过推翻清朝的大事，又当了成都高等师范的校长，见多识广，肚子里装的不是章句而是真东西。 他和刘伯承走得近，常去探病，一边问伤情，一边聊新思想，讲马克思、列宁，讲世界上还有种不靠枪杆子争地盘的制度。 就是在吴玉章的牵线下，刘伯承认识了杨闇公，潼南人，留过洋，脑子活泛，脾气也冲。 两人见第一面就聊开了，后来几乎天天混一块，谈国事，谈社会，谈怎么翻旧账、起新局。 杨闇公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眼光毒辣。他在日记里写过：“伯承机警过人，勤学，头脑清，志向远。”不夸张，当时川地军人里头像刘伯承这样能文能武的，不多。 他们不是哥儿俩一样的亲密，但彼此都晓得对方不是等闲之辈。 说起来，陈紫舆也劝过他入党。 这人和他早就熟识，火急火燎地说共产党才是正道。 可刘伯承一句话把他怼了回去：“不能一见旗帜就拜倒。”这不是故意摆架子，而是他确实还在研究。他说：“十几年革命路走来，看得多听得也多。哪一条道真正适合中国，我得自己琢磨明白了再决定。”这番话给杨闇公听见了，当晚他就下决心要设法把这条好汉拉到自己这边来。 一九二四年春，成都局势已经快崩了。熊克武、但懋辛亲自登门，请刘伯承上阵救火。 赖心辉也通过王尔常放话，说愿请他做师长，这待遇已经算高了，可刘伯承冷脸回绝。 他说：“我从军多年，命是早放下的。但不是为了虚名也不是图享受，是想救百姓于水火。如今这些当权者，一肚子私利，顺风顺水时看我不顺眼，等翻船了又来求我。这等人，我不稀罕跟。”那话说得不客气，像是扔了一桶冷水，把人呛得半天说不出话。 说完这番话，他干脆躲去了五通桥，张仲铭家里养伤，也图个清净。 他不是彻底退了，而是在那儿翻书、琢磨、想明白事情。吴玉章后来也来了成都待不住，跑到五通桥和他会合。 他们谈得更深了，讲共产党怎么起来的，在各地怎么干事，讲广州、北京、上海那些革命风头。刘伯承听着听着，心里开始动了。他说：“要出去走一圈，亲眼看看。” 这一走就是半年多。一九二四年秋末，他们从四川走贵州、湖南，一路折腾到上海。 那年冬天的上海，工人运动闹得热火朝天，街头巷尾都能听见“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刘伯承站在人群后头看，看那些人不是演戏，是真拼命。他忽然意识到，原来革命不只是军人干的，老百姓也能一呼百应。接着，他又跟着吴玉章去了北京，见了赵世炎、童庸生这些北方区委的骨干，聊了许久，把党的起家、方针、路子摸了个大概。一九二五年初，他又转回上海，赶上“五卅”惨案。学生工人倒在街头，血染路面，全城震动。刘伯承心头像挨了一拳。他那时候就说，这事不能光看，还得做点什么。 再后来，他们去了广州，又碰上省港大罢工。英法出兵，镇压工人，沙基惨案震动全国。 他见过战场尸山血海，但看到外国人在中国地盘上动枪的那一刻，他心里那根弦是真断了。他觉得，再犹豫就是懦夫。黄埔军校那边也找他，说可以当教官，发挥军事所长。他没答应。他说：“教官也好，但打不赢帝国主义，那些课讲再好也白搭。” 一九二五年夏，他和吴玉章回到四川。人虽然回来了，心早已变了样。 他开始帮吴玉章、杨闇公整顿国民党组织，掰腕子斗右派，利用自己在川军旧部的影响力，把不少中上层的人往新方向引。明面上他还不是党员，暗地里早已按党的路线干活。 到了一九二六年五月，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走过这一圈，他才认清了路。不是哪个人说服了他，是这一路血、泪、汗，让他自己找到了答案。 所以开国那天，他站在毛主席身边不笑，不是冷漠，是心里有账。 他知道这胜利不是凭空来的，是靠多少人死过、伤过、信过、背叛过，一步步挨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