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志愿军炮兵排长王宗重发现，美军坦克每天都来破坏我军工事。于是他主动执行猎

有一次，志愿军炮兵排长王宗重发现，美军坦克每天都来破坏我军工事。于是他主动执行猎杀任务，靠近后用无后坐力炮击毁敌人坦克。没想到，他用3发炮弹打出了奇迹。 1951年的朝鲜战场，硝烟与焦土覆盖着每一寸山川，在三号公路附近的狭窄谷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7军的战士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每天傍晚六点整，大地开始震颤，美军第7师的四辆M26“潘兴”重型坦克准时出现，像移动的钢铁堡垒，沿着固定路线缓缓推进。 它们用90毫米主炮对准志愿军苦心经营的工事，一发接一发地轰击，沙袋、圆木和泥土构筑的掩体在爆炸中四分五裂，战士们连夜修复的成果往往在几分钟内化为乌有，更让人焦虑的是，躲在坦克后的美军步兵总会趁机推进，迫使志愿军阵地不断后撤。 时任炮兵排长的王宗重站在观察哨里，拳头不自觉地握紧，这个1929年出生的山东汉子，18岁参军，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成长为出色的炮兵指挥员，辽沈战役时，他操作的山炮曾精准摧毁国民党军的暗堡。如今面对美军坦克的嚣张气焰，他内心的怒火与职业本能同时燃烧。 “它们就像踩着钟点来上班。”王宗重对身旁的参谋说，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望远镜，连续两天的观察让他发现了规律，坦克总是从同一片树林后出现，沿着之字形路线前进，在距离阵地八百米处开始射击，每次停留不超过二十分钟。 最让他揪心的是战士们的状态，工兵连的小战士李满仓，才十七岁，双手因为连夜抢修工事而布满血泡，前一天傍晚，当坦克的炮火再次摧毁刚修好的掩体时，王宗重看见这个年轻人把额头抵在焦黑的断木上，肩膀微微颤抖。 第三天下午，王宗重推开指挥部木门，径直走到参谋长面前：“给我一门无后坐力炮，三个晚上，我端掉这些铁乌龟。” 参谋长抬头，看着这个满脸硝灰却目光如炬的排长：“说说你的打算。” 王宗重摊开手绘的地图，指着一条干涸的水渠：“他们每天走这条路，我提前潜伏到涵洞。无后坐力炮的有效射程只有四百米，我必须放近到三百米内。” “四辆坦克，你带几发炮弹？” “三发。” 指挥部里一阵沉默。无后坐力炮虽然轻便适合潜伏，但面对重型坦克，必须击中要害才能奏效。三发炮弹意味着几乎不容许任何失误。 王宗重打破沉默：“头两辆我来打，第三辆如果来得及也打。要是第四辆反应过来，同志们用手榴弹和爆破筒解决。” 参谋长最终点头时，夕阳已经西斜。王宗重立正敬礼：“今晚六点，让他们尝尝咱们的炮火。” 1951年10月23日下午五点，王宗重带着四名战士悄然出发。副射手赵大山肩扛无后坐力炮管，弹药手刘福贵背着三发炮弹，另外两名战士携带冲锋枪和爆破筒。五人小组沿着交通壕潜行，最后一段路必须爬过开阔地。  “排长，要是美国兵发现我们……”刘福贵低声问。 “那就省下炮弹，用这个。”王宗重拍拍腰间的刺刀，声音平静得像是在训练场。 他们最终钻进预定位置的涵洞。这个半塌的混凝土管道仅容三人藏身，王宗重让两名战士在侧翼灌木丛中建立掩护点。所有人检查装备：炮膛清洁，炮弹引信正常，冲锋枪保险打开。 五点五十分，远方传来引擎的轰鸣。王宗重轻轻拨开伪装在洞口的树枝，望远镜里出现了第一个黑点——坦克的炮管正缓缓摆动。 “记住，”他回头对炮组说，“我打第一辆，装填后立即打第二辆。如果第三辆转向我们，赵大山负责掩护。” 当第一辆坦克进入三百米射界时，王宗重深吸一口气，无后坐力炮的瞄准镜中心稳稳套住坦克车体与炮塔的结合部。 “轰！” 炮身猛地后坐，炽热的气浪把涵洞里的尘土卷起。几乎在同时，远处坦克爆出一团火球，炮塔在爆炸声中歪向一侧。 “命中！”赵大山一边装填第二发炮弹一边低吼。 但意外发生了——第二辆坦克没有停留，反而加速冲来，机枪子弹泼水般扫向涵洞方向。更糟的是，第三、四辆坦克开始向两侧迂回，试图形成包围。 此时第三辆坦克已经绕到左翼，炮口正对着他们的方向。王宗重听到装填声——赵大山把最后一发炮弹塞进炮膛。 王宗重几乎没有瞄准，凭肌肉记忆完成击发。炮弹直接钻进坦克的驾驶舱，剧烈的爆炸把炮塔掀飞起来。 幸存的第四辆坦克慌忙后撤，胡乱发射烟雾弹。王宗重抓起冲锋枪：“同志们，追！” 王宗重的战绩当晚传遍整个战线，志愿军司令部通令嘉奖，给他记二等功。更重要的是，美军第7师从此再不敢让坦克单独行动，三号公路地区的压力骤减。 1952年底，王宗重作为战斗英雄代表回国汇报。在北京的报告会上，他举着那颗金达莱花压成的书签说：“我们不是在为战争而战，是为了让祖国的孩子们能在和平年代里，安静地看一朵花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