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要来中国报仇的！”2019 年 11 月，72 岁的坂本幸雄接过紫光集团聘书时，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揭开了他与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积怨。 2024年东京半导体峰会现场，77岁的坂本幸雄起身发言，手指向大屏幕上中国DDR5芯片的测试数据，胸前别着两枚徽章。 一枚是紫光集团的银色标识，另一枚是泛着铜绿的尔必达旧徽章，金属边缘被摩挲得发亮。 “十年前，有人说亚洲造不出顶尖存储芯片，现在中国做到了。”他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遍会场，台下曾经质疑的美国同行，此刻无人再打断。 2019年12月，坂本幸雄刚到北京，就把办公室的书架塞满了资料。最上层放着尔必达2012年的破产清算文件，每一页都有他用红笔标注的细节； 中间是中国芯片企业的技术短板分析，贴满了彩色便签；最下层则是他亲手绘制的DRAM研发路线图，从DDR4到DDR5的关键节点，都圈出了具体时间。 每天清晨七点，他会准时坐在桌前，先翻一遍尔必达的旧文件，再开始当天的工作，助理说“坂本先生总说，记住过去的教训，才能少走弯路”。 2020年夏，合肥晶圆厂的设备调试遇到难题。进口光刻设备的参数始终达不到预期，美国供应商以“技术保密”为由拒绝提供支持。 坂本幸雄带着中国工程师，抱着尔必达当年的设备手册，逐行比对代码。有天凌晨三点，他突然在手册里找到相似案例，当即打电话叫醒团队，赶到车间修改参数。 当第一片合格的DDR4芯片生产出来时，他把芯片放在掌心，对着阳光看了很久，说“这比当年尔必达做出第一片DRAM时，更让我安心”。 1989年，38岁的坂本幸雄在尔必达主导研发1M DRAM芯片。那时日本半导体势头正盛，他带着团队在实验室熬了三个月，每天只睡三小时，最终把芯片良率从60%提升到95%。 产品上市那天，东京街头的电子店排起长队，美国客户主动上门谈合作。可没过两年，美国就发起反倾销调查，要求尔必达提高出口价格，还限制技术出口。 他记得1992年去硅谷谈判，美国企业代表笑着说“你们的技术再好，也离不开我们的设备”，这话像根刺，扎在他心里很多年。 2021年，坂本幸雄在紫光推动建立“存储技术实训基地”。他亲自编写教材，把尔必达几十年的研发经验拆成200多个实操案例，从芯片设计到封装测试，每个环节都带着学员动手操作。 有个22岁的中国实习生，第一次焊接芯片时手发抖，他握着实习生的手，一点点调整角度，说“当年我第一次做这个，也焊坏了三块芯片”。 三年里，基地培养出500多名技术骨干，很多人后来加入长江存储、长鑫存储，成了研发主力。 2023年，中国自主研发的DDR5芯片进入量产阶段。测试那天，坂本幸雄全程守在车间，当数据显示芯片性能超过国际同类产品时，他给远在日本的老同事打了个电话。 老同事问“你当年的‘仇’报了吗”，他笑着说“不是报仇，是证明了技术垄断终会被打破”。 那天晚上，他在办公室翻出尔必达的旧徽章，用软布擦了又擦，放在新芯片的包装盒里，写下“献给所有坚持自主创新的人”。 现在，坂本幸雄依旧保持着每天工作12小时的习惯。他的办公室里，新添了一个玻璃柜，里面放着中国不同阶段的存储芯片； 从最初的DDR4到最新的3D NAND Flash，每块芯片下面都贴着标签，记录着研发团队的名字。 每周他还会去合肥、深圳的晶圆厂，穿上防尘服钻进车间，和工程师讨论技术细节，偶尔还会拿出尔必达的旧设备手册，分享当年的经验。 2024年的东京峰会上，有记者问他“为什么选择帮助中国”，他指着胸前的徽章说“我帮助的不是某个国家，是所有不想被技术霸权束缚的人。 当年尔必达没能做到的，现在中国做到了，这就够了”。峰会结束后，他要赶回北京，参加一个新的研发项目启动会，口袋里装着刚打印好的技术方案，上面写着“下一代存储芯片研发计划”。 对他来说，芯片之路没有终点，只要还能站起来，就要继续往前走，为了那些曾经的遗憾，也为了更多未来的可能。 信源：国产半导体再传好消息，日本75岁芯片专家投奔中国，美媒酸了——老叔社会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