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杭州城里，发生了一桩因同性虐恋而引发的血案。 1932年2月11日中午，杭州保俶山石塔头一座僻静小院内，女佣陈竹姑买完雪花膏归来，发现屋门反锁、呼喊无人应答。 她隔着门叫了几声，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等房主许钦文从后门翻进去，眼前的场面让他几乎站不稳：地上是血，一名年轻女子倒在屋里，另一名女子满身是伤，旁边还放着一把菜刀。 死去的人叫刘梦莹，年纪才21岁，出身并不普通；受伤昏迷的，是20岁的陶思瑾。两人同在杭州艺专读书，一个外向强势，一个敏感内敛，原本都是正该谈前途、谈理想的年纪。 可她们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普通同学那么简单。 据当时报刊和后来的记载，两人曾经走得很近，也曾写下过类似“永远不与男子结婚”的话。放在上世纪30年代，这样的感情本就难被公开理解，更何况两人性格都带着锋利的一面，越亲近，越容易彼此拉扯。 真正让裂缝扩大的，是另一个名字：刘文如。 陶思瑾与这位绍兴女性友人保持通信，刘梦莹发现后，心里的嫉妒和不安一下被点燃。她认为陶思瑾变了心，反复追问，反复争吵。那段时间，杭州城外有战火，屋内也像藏着一团随时会炸的火。 1932年2月初，因为“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刘梦莹从上海回到杭州，住进了许钦文的小屋。没过几天，陶思瑾也来了。 这本该是一次解释和缓和的机会。 可刘梦莹在整理行李时，又看到了那些来往信件。旧账、新恨、猜疑，全都堆到一起。她在日记里留下过极端的话，大意是宁愿同归于尽，也不愿被别人夺走对方。这样的字句，现在读来，已经带着不祥。 2月11日中午，许钦文不在，女佣也出了门，小院里只剩下两名年轻女子。刘梦莹洗完澡后，再次追问陶思瑾和刘文如的关系。话越说越重，情绪越压越紧。 后来发生的事，成了杭州报纸上最刺眼的新闻。 争执中，陶思瑾冲进厨房拿起菜刀，刘梦莹则用木棍抵挡。两人从屋里纠缠到院中，刀光、哭喊、挣扎混成一团。刘梦莹试图逃出去时，被从身后砍倒，身中多处刀伤，当场死亡。陶思瑾随后也自伤昏迷。 这桩案子很快轰动全国。 一来，它涉及同性情感，在当时几乎是报刊最爱放大的“奇闻”；二来，房主许钦文是鲁迅的学生，案子后来又牵扯到司法、舆论与名人营救，自然越传越大。 最初审判时，法院认定陶思瑾是“情杀”而非预谋，判了无期；许钦文也因为房屋牵连被判刑。后来检方上诉，陶思瑾一度被改判死刑。辩护团队提出精神鉴定，再加上当时大赦令等因素，案件又被发回重审。 到1933年三审终结，陶思瑾改回无期徒刑。许钦文后来因别的指控继续受困，鲁迅曾多次致信蔡元培、陈仪等人，希望营救这位学生。 陶思瑾在狱中度过数年，杭州沦陷后趁乱获释，后半生低调生活，直到上世纪80年代离世。 回头看这件事，最让人发冷的不是“情杀”两个字，而是两个年轻人把占有、嫉妒和绝望都压进一间小屋，最后谁也没能走出来。那把菜刀砍断的，不只是刘梦莹的生命，也砍碎了陶思瑾原本可能平静的一生。 陶思瑾 刘梦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