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盛世才离开了新疆到重庆赴任的途中，一家人在途经宝鸡稍作停留时，儿子外出看戏被打，所带的财物也被抢，他为此十分生气，便找到了警备司令盛文报案：军官总队的人砸坏了我的汽车，我太太放在车上的两个皮包被抢走了，这两个皮包很重要，一个白珍珠的是蒋夫人送的，一个红珍珠是斯大林送的，还有我随身的许多财务也给他们抢了，这个案子你要负责到底啊！ 盛世才在宝鸡发火时，最刺人的不只那两只皮包。 皮包再贵，也只是物件。刺人的是，他已经离开了新疆，脚下这块地不听他的。 车队停在宝鸡，陕西关中的风吹过来，路面灰扑扑。战时后方本就杂，军官、随员、行李车、过路兵，都挤在一处。盛世才一家稍作停留，儿子出门看戏，回来却带着一身狼狈。 汽车也出了事，财物被抢。 换成寻常人家，已经够窝火；落到盛世才身上，气里还夹着一种难堪。他去找警备司令盛文报案，说军官总队的人砸坏了汽车，太太车上的两个皮包也没了，一个白珍珠，一个红珍珠。白的牵着蒋夫人，红的牵着斯大林。他把这些来历说出来，像是把旧日靠山一件件摆到桌面上。 可宝鸡已经换了案头。 盛文姓盛，却管不着新疆旧账。他要面对的是宝鸡城里的兵、车、案卷和上头的硬规矩。两个姓氏摆在一起，听着亲近，办起事来隔着一整套衙门。 这句话才是要命的。过去在新疆，盛世才不必把礼物来历讲给谁听。他的名头就是路条，印章就是门栓。外来人想去伊犁，得看他肯不肯拨车；学者到了迪化，住在哪里，谁来招待，沿途地方官怎么配合，都得靠督办公署一张命令。那张纸薄得很，可到了县衙、警局、大车站，分量比车轮还重。没有它，外地人连睡一晚都要犯难。有了它，饭食、住处、车马，一路有人张罗。 盛世才很懂这种分寸。 他不一定总是怒目横眉。有人见过他接待客人，个子不高，脸宽，说话客气，握手也周到。客人辞出时，他还能送几步，显得有礼，有耐心。宴席摆在大楼里，酒杯分得细，音乐响着，画像挂着，来宾一轮轮起身举杯。外人看见的是排场，是礼数，是边疆主人招待客人的热闹。 可热闹里面有一条线，谁站在线里，谁站在线外，盛世才心里清清楚楚。 他笼络人才，也防着人才。他需要专家、教师、技术人员给新疆添门面，给自己的统治添说法。可一旦觉得人不可靠，笑脸收起来也快。温和在他那里更像工具。工具好用时拿出来擦得发亮，不好用时就收进抽屉，甚至砸掉。 新疆那些年，许多人就是在这张笑脸和那只铁手之间过日子。 到了一九四四年，铁手也握不住了。国民政府的人一步步进新疆，党务、军务、行政系统都在往里扎。盛世才这些年反复换旗号，靠苏联时说得热，向重庆靠拢时也不含糊，可两边都看得明白。八月，他在迪化大批抓捕中央派去的人和地方干部，省里的运转被他硬生生卡住。朱绍良很快飞到迪化，部队也有戒备。 这个局面摆开，几封电报、几句辩解都兜不住。 重庆给他的安排是农林部长。名分不低，听起来体面。可对盛世才这种人来说，离开新疆，就像把刀交出去，只把刀鞘带走。他经营多年的地方人脉、警察系统、军队威慑、衙署里的眼色，全留在天山南北。他带得走家眷，带得走箱子，带得走珍珠皮包，带不走那种让人一听名字就先低头的空气。 宝鸡的事，恰好扎在这里。 白珍珠也好，红珍珠也好，过去都是关系的凭证。蒋夫人送的，说明他曾被重庆接纳过；斯大林送的，说明他也曾靠近莫斯科。一个边疆强人最得意的地方，正是能在大势之间挪步，今天借这只手，明天扶那堵墙。可墙会移，手会松。到了宝鸡，抢东西的人未必关心这些名头。他们看到的是车，是箱包，是可拿走的财物。那些曾经被盛世才当作护身符的名字，忽然护不住车门。 他向盛文报案时，口气仍旧硬。 多年养成的威势，不会因为一纸调令立刻散光。他要求负责到底，像还在命令下属办事。 可真正刺耳的，也正是这句话。一个能让别人负责到底的人，此刻需要别人替他负责到底。他还会发怒，还会追问，还会把失物说得清清楚楚，却不能让宝鸡马上按他的意思转起来。 这场风波不大，放在抗战末期的中国版图上，也许只是路边一声吵嚷。可它把盛世才的处境照得很冷。一个人最狼狈的时候，常常是过去管用的办法，忽然一点点失灵。他摆身份，身份被地方程序挡住；他说关系，关系被乱局吞掉；他讲损失，损失只能写进案情。车旁还有碎乱的行李，家人等着结果，随员也不敢多话。 盛世才站在那里，离迪化已经很远，离重庆还没真正坐稳。 他后来仍能做官，仍能在人前保持姿态。 可是宝鸡这一停，像鞋底踩进泥里，抬脚时总会带出一点脏。警备机关的灯亮着，纸笔摆在桌上，有人听他报失物。他一件件说，汽车，皮包，财物。 说到那两个皮包时，屋子里也许只是短短一静。 外头车马还在响，戏院散场的人走过去，谁也没有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