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8设计师，一开始任命的是黄志千，顾诵芬是协助黄志千工作。但是到了后来，黄志千遭遇了飞机事故，所以从那时起顾诵芬扛起了歼8设计师的重担。 1965年5月17日，歼8飞机方案刚获得批准，黄志千被任命为总设计师，顾诵芬担任副总设计师，协助他搞气动设计。 可谁也没想到，短短三天后，开罗上空传来一声噩耗。 这事还得从之前的一场争论说起，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高空侦察机老往中国领空钻，歼6、歼7飞上去够不着人家，空军急得没办法。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顾诵芬拿出了一款新歼击机方案，大家就开始争起来了：单发方案指标先进，但新发动机啥时候能造出来没把握；黄志千提出一个双发方案当备用，怕发动机拖了后腿。 会议室吵了五天定不下来，最后黄志千捧着一个双发木质模型，把道理掰扯清楚了，才说服了所有人。 方案批下来那天，黄志千当上了总师。 可任务刚到手，他就得赶去欧洲采购试飞测试设备。 出国前一天，他飞到北京，往家里寄了封信，叮嘱女儿听妈妈的话，别弄成近视眼。 谁也没想到，这信竟成了绝笔。 1965年5月20日，黄志千坐的巴基斯坦航班在开罗上空失事坠毁，51岁的航空专家就这么没了。 消息传回设计所，大伙全懵了。 图纸还没铺开，领路的人就不在了。 团队平均年龄才22岁，大学毕业生不到三成，很多人心里直打鼓：这群年轻人能扛得住吗？ 上级赶紧指定了王南寿、顾诵芬、冯钟越等五人组成总师办公室，临危受命接过担子。 顾诵芬和黄志千不仅是同事，还是连襟，两人的夫人是亲姐妹。 出事以后，顾诵芬的夫人和娘家人立了个规矩：尽量别再坐飞机了。 那痛太深了。但歼8还得接着干。 1965年8月，贺龙元帅到沈阳接见研制人员，叼着烟斗听完汇报，胡子乐得翘起来，说就是要走中国自己的路，歼8要早日搞出来，飞机上天了，党、军队和人民都会感激你们。 话好听，活儿难干。 五万多张图纸，一万一千多个零件，六十五项新材料，好多东西中国从没生产过。 更糟的是，1968年，飞机设计宗师徐舜寿在迫害中走了，才51岁；两年后贺老总也含冤离世。 没了恩师，没了领路人，歼8就在这种内外交困里硬扛着。 1968年，两架试验机造出来了。 01架地面滑行时机轮爆了，02架静力试验时机身断了。 质疑声越来越大，有人干脆说停了吧。 设计团队没退缩，连夜排查，终于找到了原因，一项一项修好。 1969年7月5日，试飞员尹玉焕开着墨绿色歼8冲上蓝天，稳稳落地。 庆功宴上大家去喝酒，顾诵芬却悄悄走了。 他没心思庆祝，脑子里的试飞方案还排着队呢。 果然，后来跨音速试飞出问题了。 飞机逼近音速时机尾剧烈颤抖，跟要散架似的。 要查清气流分离的位置，可国内没有测试设备。 顾诵芬想了个让人捏汗的办法。 1977年，48岁的他瞒着家人，做通领导工作，亲自坐上歼教6的后舱，跟在前面的歼8后面，用望远镜盯着机尾看。 两架飞机在万米高空，最近的时候只隔几米。 后舱空间小，他半蹲着探出身子，四五个过载压在身上，可他拿着望远镜和相机一丝不苟。 试飞员鹿鸣东说，顾诵芬年近半百，一点不在乎身体。 三上蓝天后，他终于摸清了位置，亲手做了修形，排除了抖振问题。 1979年年底，歼8白天型设计定型。 12月31日晚上十点会才开完，大伙在干部食堂庆贺。 顾诵芬平时不沾酒，那天端起大碗喝。 最后同事发现他不见了，找半天，他蹲在厕所里吐得不省人事，平生头一回喝成这样。 那一次，他准是想起了贺老总，想起了徐舜寿，想起了黄志千——这些人都没能看到歼8上天。 整整二十年后，1999年12月31日深夜，79岁的黄志千遗孀独自守在窗前。 外面万家灯火，老人给天堂里的丈夫写信，落款是“一生守候你的人”。 跨年钟声敲响，老人的泪珠落在信纸上，轻声说了一句：“志千，我们的飞机飞得更高了。” 那个一开始只是协助黄志千工作的年轻人，扛着歼8成了中国空军的主力机种，守护了半个世纪的蓝天。 2026年6月1日，“歼8之父”顾诵芬走完了九十六年人生。 他用一辈子兑现了那句话：没有虚度这一生，干了几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