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张学良面临着艰难抉择，他不知是否该除掉奉系洋派势力的领头人杨宇霆，以

1929年，张学良面临着艰难抉择，他不知是否该除掉奉系洋派势力的领头人杨宇霆，以此来稳固自己的地位。纠结之际，张学良选择了“听天由命”。他拿出一枚银元连掷6次，想要下定决心，可最终的投掷结果却让他冷汗直流。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神秘收据:张学良资助政友本党 希望日本更换内阁） 1929年，张学良坐在书房里，手里攥着一枚银元，这枚银元不是什么稀罕物件，边缘磨得发亮，正面是袁世凯的头像，背面是嘉禾纹。 可就是这么个普通玩意儿，几天后成了决定两条人命的“判官”。 1928年6月，皇姑屯的爆炸声把张作霖炸成了碎片。 这位统治东北多年的“大帅”没来得及交代后事，就把摊子扔给了28岁的儿子。 张学良接手的奉系，表面是个整体，底下却裂成了三块：跟着张作霖打天下的老派、留学日本回来的洋派、还有张学良自己带的保定派。 杨宇霆就是洋派的头儿，这人文武双全，帮张作霖建兵工厂、练海军、搞外交，连张作霖都夸他“见识比我强”。 可他有个毛病，太傲。 张学良刚上位时，杨宇霆没把他当回事。 开会时张口闭口“小六子”，这是张学良的乳名，只有张作霖在家才这么叫。 私下里，杨宇霆常跟人说：“这小子懂什么？也就是命好。” 更让张学良难受的是，杨宇霆总想架空他。 1928年底，张学良决定“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杨宇霆带头反对，说“咱们的家底凭啥给别人？” 两人吵到脸红脖子粗，杨宇霆摔了茶杯拂袖而去。 矛盾攒到1929年1月10日下午。 杨宇霆拉着黑龙江省长常荫槐闯进帅府，把一份文件拍在桌上：“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让常荫槐当督办，你签个字就行。” 张学良扫了一眼，文件里要把中东路的管理权从吕荣寰手里夺过来给常荫槐。 这要是成了，常荫槐就兼着交通委员长、黑龙江省长、铁路督办三个要职，整个东北的交通和财政都得攥在他俩手里。 张学良心里冷笑，脸上却没露声色，只说：“这事涉及外交，得从长计议，晚上吃了饭再谈。” 送走两人，张学良立刻叫来警务处长高纪毅。 他没直接下令杀人，而是坐在椅子上发呆。 杀杨宇霆，等于砍了父亲留下的左膀右臂；不杀，这俩人迟早要夺权。 他想起前几天杨宇霆父亲七十大寿，自己带着于凤至去贺寿，门口喊“总司令到”，满堂宾客没几个起身，等喊“杨督办到”，呼啦啦全站起来了。 杨宇霆连句客套话都没有，扭头就去招呼别人。 那一刻，张学良知道，自己这个“少帅”在对方眼里，不过是个摆设。 纠结到傍晚，张学良从抽屉里摸出这枚银元。 他后来回忆说，以前从不信这些，可那天实在没主意了。 他把银元往空中一抛，心里默念：“要是正面，就该杀。” 银元落在掌心，正面。 他又抛一次，还是正面。 第三次，依旧正面。 张学良手心冒汗，把银元翻过来：“要是反面，就不杀。” 抛出去，反面；再抛，反面，最后一次，他不敢看了，喊于凤至过来瞧。 于凤至瞅了一眼，眼泪掉下来：“我知道你要杀人了。” 银元清一色反面朝上。 这六次抛掷，后来被传得神乎其神。 有人说银元被人做了手脚，有人说杨宇霆府上的术士早就算出“扬长而去”。 可对张学良来说，这不过是给自己找个台阶，既然“天意”如此，那就别怪我手黑。 他咬咬牙，对高纪毅说：“把杨、常二人处死，立刻执行。” 晚上7点，杨宇霆和常荫槐准时赴约。 两人刚在老虎厅坐下，高纪毅带着卫兵闯进去，没给辩解的机会，几声枪响，血溅在墙上挂着的虎皮上。 张学良坐在隔壁屋里，听着枪声，心脏狂跳。 等卫兵来回话，他拉着参谋长荣臻的手说：“你摸摸，我心还跳呢。” 荣臻吓了一跳，才知道杨、常已经没命了。 杀了人，张学良心里并不踏实。 他给杨宇霆夫人写信，送了一万大洋治丧费，还特意派兵守住杨家，不准族人争家产。 对外公布的罪名是“阻挠统一、结党营私”。 可奉系的老派人物心里都清楚，这是少帅在立威。 张作相、王树翰这些老叔伯们，嘴上不说，背地里却跟张学良拉开了距离。 孙传芳听说这事后，第二天就溜去了大连。 这枚银元，张学良锁进了铁柜。 后来他被软禁几十年，走到哪儿都带着它。 晚年在夏威夷接受采访，他说：“杀杨宇霆前我不迷信，杀完不得不信。” 这话听着像认命，其实藏着后悔。 杨宇霆虽然嚣张，却是奉系里最懂日本的人，他在日本读过书，会说日语，跟日本军政界都熟。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里再没人能像他那样跟日本人周旋。 张学良后来常说：“要是杨宇霆在，日本不敢那么放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的冲动，一枚银元的“天意”，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 张学良用这枚银元换来了东北军的表面统一，却也亲手拆掉了抵御外敌的一道防线。 那六次抛掷的结果，究竟是巧合，还是他潜意识里早就想好了答案？ 没人知道，唯一确定的是，老虎厅里的枪声，成了东北命运转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