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毛主席和他的团队是真的厉害。从一个创业小公司，硬生生发展成一个巨无霸！ 油印机一转，纸张带着墨味出来，薄薄几页，拿在手里还有点潮。 红四军营以上干部读到的，不是一篇寻常文字。它原本是毛主席写给林彪的回信，写在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地点是福建古田赖坊村的协成店。屋子不阔，桌子也旧，可这封七千余字的信，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些东西刚出现时像火柴头，谁也不敢小看，一擦亮，黑夜就不一样了。 把时间往前拨几天，古田会议刚落幕。 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底召开，大家吵过、闷过、憋过，终于把军队建设和党内建设的问题摆到台面上。决议分成八个部分，讲纠正不正确倾向，讲党员教育，讲宣传，讲组织，听起来不惊天动地，甚至有点碎。 可队伍要长大，靠的偏偏就是这些碎针脚。 旧军队可以靠军饷和皮鞭撑着，红军不行，红军得让人知道自己为什么扛枪，为什么吃苦，为什么在山路上走到脚底起泡还不散。 周恩来看过古田会议的材料，很赞成，意思是这军队就该这样办。萧克后来也记得，中央把红四军摸出的经验介绍给鄂豫皖、广西左右江、湘鄂西等根据地。一个山沟里的办法，要是只能管一支队伍，那还只是地方经验；能传到别的根据地，被别人拿去学，才说明它开始有了章法。像小铺子把账本、规矩、管人办法都理顺了，才有可能开分号。 偏偏就在这股热劲里，林彪写来新年贺信，话里带着灰色。 敌人那么强，红军这么小，红旗还能打多久？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心病。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后，在赣南、闽西辗转，天天碰硬茬，粮食要筹，伤员要安置，群众要发动，地方秩序要一点点搭起来。人累到一定份上，脑子里难免冒冷气：不扎根了，游动吧，保住枪和人再说。 听着像稳妥，其实很危险。锅端在手里跑久了，汤早晚洒光。 毛主席没有把这封信当成私人安慰。 他盯住的是一条岔路：红军到底是做流动武装，还是在农村坐下来，建政权，搞土地革命，把群众和队伍拧成一股绳。信里批评一些同志不懂赤色政权的分量，也说单纯流动游击扛不起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 这话很硬，可硬得有来处。没有乡暴动队、区赤卫队、县赤卫总队，没有地方红军和主力红军的衔接，没有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真实参与，红军就像脚底没钉的鞋，路一滑，人就摔。 红四军内部早就有疙瘩。 一九二九年六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毛主席没有继续当选前委书记，陈毅当选。陈毅后来到上海汇报，九月二十八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来信，要求维护朱德、毛主席的领导，并提出毛主席仍应为前委书记。 这段事最能看出一个团队的底色。不是没有争论，不是人人一开口都整齐划一。 吵归吵，绕归绕，关键时候还能把路线、组织、领导关系重新摆正，这才难得。草台班子遇到这种事，往往一拍两散。 毛主席在信中提到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不是在罗列名号。他把几处实践放到一张桌上看：有根据地，有计划建设政权，红军游击队和农民群众贴在一起，斗争才不会变成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井冈山走出来的工农武装割据，到赣南、闽西又添了泥土味。城市暂时不是突破口，农村却能长出根。根不声不响，往下钻，日后能顶起一棵大树。 二月七日，吉安会议成立红四、红五、红六军共同前委，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工农武装这些事继续往下压。到一九三零年夏，党员发展到十二万人，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和地方武装约十万人。数字摆在这里，像一串脚印，不响，却结实。 几个月前还有人在问红旗能打多久，几个月后，火点已经沿着村庄、山岭、圩场往外走了。 后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讲到党的六大研究时，也提过一个判断：毛主席比中央更早看清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性。一九三零年初那封信，把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摆得很重。话不绕弯，意思却扎实，革命不是等城门忽然自己打开，而是先在乡村把人、地、枪、政权慢慢拧紧。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是老话，被毛主席拿来写中国革命前途，味道就变了。 它不是漂亮话，也不是给人壮胆的锣鼓。它连着古田会场上那些争论，连着协成店桌边那盏灯，连着油印纸上的墨味，也连着一群人把小队伍往大格局里推的狠劲。 不得不说，毛主席和他的团队是真的厉害。 人少、枪少、条件薄，却能在泥水里把路看清。夜深了，山风吹着，那点火没有灭，反而贴着草根慢慢亮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