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考县长张钦礼直到去世，案件也未得到平反。 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真心为了群众，群众是懂得感恩的。张钦礼与世长辞时，兰考百姓莫不掩面痛哭。他们纷纷走上街头，迎接他们的老书记，一时间兰考县城万人空巷来送老书记最后一程。 2004年5月7日，兰考的街上忽然多了许多人。 不是赶集，也不是看热闹。有人从村里骑车过来，车把上还挂着半袋馍；有人从地头赶来，鞋底带着湿泥；老人站不稳，就扶着墙根往前挪。 张钦礼走了。 一个案件还压在身后、名字没有彻底翻过来的人，离开时却让兰考人这样相送，听起来有点拧巴。 可兰考人心里有一本账，那账不在柜子里，在风沙刮过的脸上，在一顿顿没米下锅的日子里。 张钦礼是1927年生人，河南兰考南彰镇张庄的农家孩子。 黄土地养出来的人，小时候就懂天色，懂风口，也懂一块地泛了盐碱以后，全家人脸上会怎样发沉。1945年，他参加革命。 新中国成立那年，他才二十二岁，却被推到考城县县长的位置上。 二十二岁管一县，搁谁看都悬。有人心里犯嘀咕，这么年轻，能镇住事吗？他没急着证明自己，只是往乡下跑，问水往哪儿流，沙从哪儿起，谁家断了粮，哪条沟又淤了。 一个年轻干部若只会坐在桌后批条子，群众很快就能看穿。 张钦礼的办法有点笨，腿勤，嘴不怕问，遇到老庄稼把式就蹲下来听，听完再拿主意。 1954年，考城和兰封合成兰考县。县名改了，苦日子没有改。 风沙、内涝、盐碱，像三只老手，年年掐着庄稼人的脖子。张钦礼继续在县里干，后来又进县委班子。可他的路不是一条直道。反右扩大化中，他受了冲击，被下放到农村劳动。 那几年很硬，硬得像冻土。 对有些人，低处只剩怨气；对张钦礼，低处倒像一盏昏灯，把兰考照得更真。谁家借粮，谁家外出讨饭，谁被运动压得抬不起头，他都看在眼里。 泥水沾在裤脚上，不好看，却能让人知道县里的痛处到底在哪里。 到1962年前后，他重新回到县里。那时兰考正难，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还没散，灶膛里常常冷着。焦裕禄就在这一年到兰考任县委书记。 后来人们说起兰考，自然先想起焦裕禄，这是应该的。 一个人带着肝病硬扛到最后，命都搭进去了。可县里的工作不是独角戏，焦裕禄敢往前冲，张钦礼熟悉地形、熟悉干部，也熟悉乡亲们心里的疙瘩。 两个人碰到一起，事情就有了下手的地方。 治理“三害”，说起来三个字，做起来全是泥水。沙丘要压，积水要排，盐碱地要翻，要改。没有几样像样机器，靠铁锨、架子车、草帘子，靠一群人把肩膀磨疼。 张钦礼带干部下去，裤腿湿着回来，鞋里灌沙，手掌起泡。县里的气慢慢顺了一点，像堵了许久的沟，终于有水往前走。 1963年前后，兰考灾情重得吓人。 有人外出求活路，上级一度想把兰考分给周边县，这样看着省事。焦裕禄和张钦礼没有答应。留下来，就得一起扛。后来省里拨了四十万元，一半买生产工具，一半买代食品，搞以工代赈。 四十万元不只是数字，是一把把铁锨，是架子车的木轮，是饿肚子的人能继续干活的一口热气。 兰考的变化，就是从这种笨办法里一点点拱出来的。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去世，年仅四十二岁。 两天后，张钦礼在沙区林业会议上讲兰考经验，讲着讲着，话头转到焦裕禄身上。他没有把话讲得花哨，只说这个人怎样拖着病身子下乡，怎样把心贴在群众身上。 会场安静下来，有人眼圈红了。 后来记者继续到兰考采访，1966年2月7日，那篇写焦裕禄的长篇通讯登出来，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全国。很多人记住了那篇文章，却未必知道，火种往外递的时候，张钦礼也伸过手。 他不是站在光里的主角，却把该说的话说了出来。 后来的岁月，风浪一阵紧过一阵。 “九一三”之后，他担任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第一书记，又回到建设这条路上。兰考从逃荒要饭的苦地方慢慢缓过来，沟渠有了，鱼塘有了，田里也有了盼头。乡亲看干部，不听那些漂亮话，谁到过地头，谁管过锅灶，谁在最难时没有躲远，他们心里明白。 一个县要从苦窝里爬出来，靠的不是几句口号，是一茬人咬牙把烂摊子接住。 特殊年代结束后，张钦礼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在新安服刑。 可兰考人的脚步没有完全停下。有人去探望，有人托人带话，有人只是在家里提起他的名字，叹一口气。 人心这东西，不盖公章，也不会轻易作废。 张钦礼不是没有阴影的人，他身上的争议也不能用几滴眼泪洗掉。可有时偏偏粗粝，法理、运动、民意、功过缠成一团，掰不开，只能一层层看。 再看2004年的那场送别，并不突兀。 张钦礼的一生，有高处，也有低处；有功劳，也有争议。可兰考百姓不是拿尺子量文章，他们记的是人留下的脚印。 灵车慢慢过去，老人摘下帽子，年轻人站在后头沉默。 风把纸灰吹起，又落回兰考的土里，像一桩旧事，终于轻轻合上了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