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五年，云贵总督李侍尧因贪污事发，顺利拿到了斩立决。没想到乾隆发了话，说小李可能暂时还杀不了，因为他的祖先李永芳对大清有功，说什么也要给点面子。 乾隆四十五年，云南粮储道台海宁一封奏折递到京城，把自己的顶头上司云贵总督李侍尧告了。 海宁说李侍尧打着给皇帝采办贡品的旗号，向下属摊派银子，到手一万六千两；后来家里修房子，又让底下人掏钱，再进账一万多两。 乾隆皇帝当时正忙着筹备第五次南巡，看到折子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他随即连下三道密谕，派户部侍郎和珅和刑部侍郎喀宁阿赶往贵州查办，还让沿途驿站严加盘查，防止有人通风报信。 和珅到了地方，先从李侍尧的管家赵一恒身上打开缺口，一阵严加盘问之后拿到了实据。 李侍尧起初还想硬扛，证据摊在面前，也就认了。 查抄出来的东西不少：金器五千多两，珍珠两千多颗，宝石一百四十多块，玉器一千来件，外加两百多幅名人字画，折算下来价值三万五千多两银子。 按大清律，贪污八十两就是死罪，这个数目杀多少回都够了。 案子查清，该定刑了，和珅初审给出意见：斩监候，也就是死缓。 可奏折递到大学士和九卿那里，这帮人一合计，觉得判得太轻，直接改成了斩立决，就是立刻砍头，等不到秋天。 然而乾隆没有马上点头，他把各省督抚都叫来，让他们再议一遍。 这个举动其实已经透出意思——皇帝不想杀这个人。 李侍尧确实是个能干的，他当过两广总督，起草过清朝第一部对外商的章程，后来调到云贵，在中缅边境上没少操心，乾隆自己都说过，他是总督里头最出色的。 而且这个人特别会讨好皇上，二十多年里先后给皇帝私人进贡一百二十多次，送的东西件件都让乾隆满意，有一次皇帝还私下交代他：这种好东西多找几件，不嫌贵。 各省督抚的讨论结果出来了，大多数人还是主张按原判斩立决。 这些督抚跟李侍尧同处封疆大吏的位置，如果主张轻判，反倒容易被人扣上“同行相护”的帽子，划不来。 只有一个湖广总督富勒浑夸了李侍尧几句，说他办事认真。 真正摸透皇帝心思的，是安徽巡抚闵鹗元。 闵鹗元提出依大清律里的“八议”制度来考虑，八议是给特定身份的人开的特例，包括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等。 闵鹗元说李侍尧虽然晚节不保，但他在任上勤恳能干，可以按照“议勤”和“议能”这两条，把死罪稍微放松一点。 这话说得既体面又周全，既维护了律法尊严，又给皇帝留了个台阶。 乾隆等的就是这个台阶，他在圣旨里借用了闵鹗元的说法，把斩立决改回斩监候。 没过多久，又找了个理由，给李侍尧赐了三品顶戴花翎，打发到甘肃做陕甘总督。 一个本该人头落地的贪官，转了一圈不仅活了下来，还重新戴上官帽上了任。 找那么多托词和台阶，横竖算过来，其实就是因为乾隆晚年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六次南巡铺张浪费，国库里的银子根本不够使。 官员们进贡的东西，钱从哪里来？不外乎向下属摊派，往民间搜刮是也。 李侍尧这种人能帮皇帝把这笔开销补上，皇帝自然舍不得杀他。 李侍尧安然度过这场风波之后，大清朝的贪腐风气彻底开了闸。 乾隆一边高喊严惩贪污，一边对亲信手下百般包庇，官员们慢慢摸清了底细。 尤其是和珅，在这件案子里亲眼看着一个巨贪从鬼门关走了回来，自己也忍不住私吞了一部分李侍尧的财物，从此迈出了贪腐的第一步。 后来他一手遮天，家里抄出来的家产折合白银将近十亿两，够清政府二十年花的。 李侍尧这辈子一共两次被判斩立决，两次都被乾隆捞了出来。 乾隆五十三年，他在闽浙总督任上病逝，朝廷给的评价是“老成历练，宣力有年”，还给了个“恭毅”的谥号。 一个罪证确凿的贪官为什么杀不得？因乾隆在“肃清官场”和“自己花钱”这两件事之间摇摆不定，两头都想占，最后两头都没抓住。 皇帝带头收贡品、纵容亲信，下面的官员个个效仿，整个清廷的官僚系统从上到下都被这股歪风裹挟。 天下人都看明白了，原来贪不贪不重要，重要的是懂不懂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