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深秋，浙东沦陷区传来一个让新四军内部震动的消息：浙东行政公署南山财经委主任周迪道，在宁波日军宪兵队挂了号，公开"投靠"了日本人。有人骂他变节，有人不愿相信。直到一年多以后日军溃败，那批从敌人内部带出的情报被一一比对，人们才明白，这场"叛变"，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潜伏。 1942年7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正式成立浙东区党委，谭启龙任书记，何克希主持军事，浙东抗日根据地由此进入有计划建设的阶段。1943年底，浙东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面环海、紧贴上海宁波杭州的浙东，成为华中敌后最敏感的一块楔子。1944年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领导人，要求加紧准备配合美军可能在沿海登陆的作战，浙东的工作骤然加重。然而根据地物资匮乏，军费缺口巨大，何克希召见南山财经委主任周迪道，要他想办法筹集八百万元巨款，以解燃眉之急。 周迪道是浙江诸暨人，1938年起就在新四军教导总队担任特派员，长期从事保卫和敌伪军工作，是新四军中善于打理财政、又熟悉敌占区门路的老干部。接到任务后，他化名朱人达，公开身份是汪伪政府治下的南山财经委主任，借这层掩护与敌占区的伪政权和商界打交道，一面筹款，一面为根据地的物资输送铺路。这种活计极险，稍有不慎便是泄底。果然，在一次秘密行动中，他被一名熟悉根据地内情的伪乡长出卖，身份暴露被捕，先后被押至余姚警备司令部和宁波日军宪兵队。 宁波宪兵队是当时浙东最凶狠的日伪特务机构，地下设有牢房和各种刑具，多少被俘的地下工作者就在这里悄无声息地消失。周迪道进去没几天，外面就传出他已经"投降"的风声：日军给他换上体面衣服，让他在据点内进出自由，还安排他与汪伪官员公开往来。有乡里人到敌人据点送菜，回来后悄悄说，看见周主任在里头说笑如常。司令员何克希起初也将信将疑，党内对这位老干部的评价急转直下，有人甚至提出要把他列入清算名单。然而不久，一张写满密字的纸条经多道转手，送到了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丁公量的手里。 那张纸条出自周迪道本人。他说明了自己被捕、被逼出马的经过，并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日军执意要他做密探，他暂时顺从，正可借此潜入宪兵队内部，反过来为新四军取情报。若组织认为不可行，他愿与敌人同归于尽。丁公量长期主持浙东敌伪军工作，深知这种"反水"安排稍有差池就是万劫不复，但浙东在敌人心脏地区缺乏一条稳固的情报线，又是不争的事实。他与谭启龙、何克希反复斟酌，最终拍板：让周迪道继续潜伏，把这条线变成新四军伸进宁波宪兵司令部的一颗暗钉。 不久之后，一个对内代号"400"的情报小组在浙东区党委直接领导下秘密成立，对外伪装成一伙汪伪宪兵队密探。代号401的周迪道是这条线的核心，其后陆续接上402、403、406等代号的同志，统一以"宪兵队密探朱家"的名义在敌区活动。日军宪兵队思想课课长一度把周迪道列为最器重的几名密探之一，自以为下了一招以华制华的妙棋。周迪道则在敌人眼皮底下走钢丝：要长期"有用"，就不能只交假情报；要不出卖同志，又不能让任何要害的消息流出。他和组员定下规矩——递上去的情报，必须是过了时效的、无关大局的，或经过组织事先安排的烟幕，让敌人忙活一阵而依然觉得他可靠。 潜伏期间，周迪道一面应付日本人接连不断的盘问与试探，一面通过秘密交通线把真正紧要的情报送回根据地。日军每一次准备大规模扫荡的时间、路线和兵力部署，往往在出动前几天就被传到浙东游击纵队手中，沿线百姓得以提前转移，部队也能避实击虚。一名真正投敌的叛徒李平曾威胁到400小组的安全，周迪道借日军内部派系矛盾设局，最终让宪兵队自己出手除掉了这个心腹大患。他还利用财经委主任的旧身份和与敌占区商界、伪政权打过交道的人脉，在通货、物资、款项的流转中辗转腾挪，为浙东根据地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稀缺物资和经费。一年零三个月里，这条隐秘的线没有断过一次。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宁波宪兵队还来不及清理档案，400小组奉命脱身归队。当年那些骂过他、为他叹息的同志这才明白，所谓"周迪道叛变"，是党组织和当事人共同上演的一出长戏。在后来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党史资料中，这支小组被记作华中敌后情报战线上最为成功的一支，何克希、谭启龙、丁公量等浙东主要领导也都先后给予过明确评价。 隐蔽战线最大的代价，从来不是死，而是带着"叛徒"的名字活下去。周迪道在宁波宪兵队的那一年零三个月，背负着同志的误解、敌人的猜忌和家人的失望，没有勋章可挂，没有功劳可表。直到尘埃落定，那张轻飘飘的纸条才显出它的分量——有些战斗，是在自己的名字上打的，而打赢它的人，往往要等很多年，才能把名字拿回来。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浙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