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晚年坚持拒不承认自己汉奸身份，与日本妻子关系不睦，且与鲁迅的后代没有任何来往。这三件事放在一起，勾出的是一个极难用简单评语盖棺的人。 1939年1月1日清晨，北平。周作人步入原北京大学文学院的走廊，刚踏上台阶，一声枪响，子弹擦着他的身体飞过，打在了外套上一枚金属纽扣上，纽扣被打碎，皮肉毫发无损。 行刺者当场被拿住，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来的特工。 这一枪，有人说是国民政府要警告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也有人说正是这一枪，彻底推着周作人走向了伪职，怕死，或者说，此后的每一步都是在用合作换安全。 两年后的1941年，周作人正式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次长，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成为大量知识分子口中那个"降了的文人"。 周作人自己不这样看。审讯时，国民政府的法官拍着桌子要他认罪，周作人把早已写好的辩解书推过去，字迹一笔一划，说自己"未做危害民族之事，仅司教育"。 这话不是情急之下的狡辩，是他真实的内心逻辑：图书馆、大学、学生，这些东西需要人守着，政治是借来的壳，学问才是真的。 他和鲁迅的决裂，也是这种固执的一面。1923年7月的某天，周作人亲手给鲁迅留了一封信，措辞冷硬，大意是兄弟之间缘尽，请即搬离八道湾。 鲁迅日记里只留下那天"得信"两字，再无多余解释。此后两人几乎断绝来往，直至1936年鲁迅在上海去世，周作人未前往奔丧，也未留下只字悼念。 决裂的根本原因至今众说纷纭，较多的说法是与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有关，但周作人从不就此开口，把所有解释带进了坟墓。 1949年后，周作人在北京东四靠稿费过日子，家里八口人，全靠计件翻译撑着，米价炭价全记在日记里。 羽太信子一直嫌北京冬天阴冷，两个人常为煤钱争执，说到底是异国婚姻里从来没真正对齐过的一部分。 周作人既不曾主动提分开，羽太信子也没离开，两个人就这样搭着，直到1967年5月6日凌晨，周作人在旧藤椅上合眼，桌上还摊着未完的《伊壁鸠鲁语录》。那是他人生里最后一批稿子之一。 三十余种译著，从《希腊牧歌》到《枕草子》，摆在书架上，与外面的评价声一起，安静地留给后来的人去争。 信源：鲁迅博物馆馆藏：周作人日记、周海婴口述史料（夫妻关系、后代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