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76年，华国锋郑重宣布：“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前安排，增选邓颖超同志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待下一次全会时予以追认，”此消息一出，现场一片哗然！ 大伙儿之所以震惊，不是因为邓颖超不够格——论资历，论能力，论声望，她当这个副委员长绰绰有余。大伙儿震惊的是：她怎么等了这么久？事情的曲折，得从1974年说起。那年中央筹备四届人大，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率先提议给邓颖超安排一个副委员长的职位，获得一致通过。12月，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最后一次飞赴长沙面见毛泽东，敲定四届人大人事方案。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当场提笔写下了一道手令：“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可周恩来回到北京之后，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他传达并落实了毛泽东关于四届人大其他所有人事安排的意见，唯独把安排自己妻子当副委员长这件事压了下来。那份毛泽东亲笔手令，被他锁进西花厅办公室的抽屉里，没给任何人看过。 这一压，就是两年。周恩来为什么这么做？他对身边人讲过一句话：“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职。”这不是不信任自己妻子的能力，恰恰相反，他太清楚邓颖超的革命资历了。邓颖超1925年入党，参与领导过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经历过白色恐怖时期的地下斗争，走过长征——过草地时曾连人带马陷进沼泽，在齐腰深的泥水中坚持了两个多小时才获救。她还是中共七位国民参政员之一，抗战时期在重庆与国民党代表唇枪舌剑。这样的履历，在党内女干部中屈指可数。但周恩来始终认定一条死理：如果总理夫人同时在政府高层任职，外界会怎么看？不管任命多么合情合理，都有人说闲话。为了避免哪怕一丁点“裙带关系”的嫌疑，他宁肯让邓颖超几十年待在妇联副主席的位置上。不只是副委员长这一件事。解放初期组建政务委员会，有人提名邓颖超，周恩来不同意。定工资时，邓颖超按部长级待遇主动报了五级，报到周恩来那里又被他压到六级。国庆十周年上天安门观礼，周恩来看到名单上有邓颖超的名字，拿起笔就划掉了。 邓颖超对此不是没有委屈。但她有委屈，从不对外人说。直到1984年，周恩来的弟弟一家去西花厅看望她，年过八旬的邓颖超才第一次倒出了心里话：“你们伯伯是一直压我的。他死后我才知道，人家老早就要提我做副委员长，他坚决反对。”她还特别强调了一句：“我的工作是党分配的，不是因为他的关系。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又是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都是因为你伯伯的关系。这是党员选的，是我自己的工作决定的。如果你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就是了。”这段话里头藏着的酸楚、克制和骄傲，外人很难完全体会。周恩来在世时，邓颖超从未因此发过一句牢骚，她遵守的是两人结婚时就定下的“君子协议”——不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不给组织添麻烦。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秘书们整理他办公室遗物时，在抽屉底层翻出了那张发黄的毛泽东手令，所有人都愣住了——这道“最高指示”被硬生生压了两年，邓颖超本人毫不知情。几个月后，邓颖超来办公室清理物品，无意中看到这张红头文件，读到毛泽东的亲笔批语，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这泪水里有对丈夫的心疼，有迟来的释然，大概也有说不出口的酸楚——她等这份认可等了太久，而那个一直“压”她的人，再也看不到了。 1976年12月，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摊开那页泛黄的手令，说了一句干脆利落的话：“这是主席生前的安排，应当兑现。”全场无异议。就这样，邓颖超以72岁高龄正式走上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任之后，她把积压几十年的工作热情全迸发出来了，整天处于“文件多、开会多、外宾多”的三多状态，常常工作起来忘了休息。在担任副委员长的五年里，她除去住院的192天，参加各种会议、接见外宾、出国访问、看望同志共计1612次。医生多次劝她注意身体，她只说了一句：“我老了，能争取一分钟就多做一分钟工作。”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