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当着榜一大哥大姐，一边装无辜甩锅孩子：夫妻直播平台打赏650万，事后反悔，推到孩子头上，试图起诉追讨。 2024年4月，北京互联网法院收到一份特殊的起诉状。 原告张小丽（化名），一名17岁女生，要求某知名短视频平台退还充值打赏款项，共310余万。 张小丽的说法看起来有板有眼：她擅自使用母亲手机号，在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 其中两个账号实名认证人是母亲孙梅，另一个账号被自己实名认证。 从2022年11月到2023年11月，整整一年，她用3个账号充值310多万，全部用于打赏主播，母亲对此毫不知情。 17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大额消费未经监护人同意。从表面看，这是一个典型的“未成年人巨额打赏退款案”，法律理据似乎相当充分。 但承办法官翻阅案卷时，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案子的一切，显得过于顺理成章。 法院按照程序把案件材料转给短视频平台，要求调取3个涉案账号全部充值流水。 结果令人大吃一惊，账号实际消费金额，远超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数字。不是310万，而是560多万。 法官觉得蹊跷。250万的差额，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几乎是一套房子首付，家长怎么可能不知道？ 法官继续向平台发函，要求调取3个账号登录设备上的全部关联账号信息。 平台调查结果让所有人的心提到嗓子眼。同一设备上，还登录着一个第四账号，实名认证人竟是张小丽父亲张大刚（化名）。 这个账号也充值打赏了90多万。至此，全案总标的额飙升到650多万元。 案情转折来得很快。法官不相信：“这些账号消费金额都很大，平台在付款时有监测措施，比如人脸识别验证。” 庭审中法官直接询问孙梅：“付款过程中有没有进行过扫脸识别？”孙梅回答干脆利落：“没有。” 法院调取的数据将她的说法击得粉碎。涉案3个账号中，孙梅本人曾多次进行人脸识别。 加上父亲张大刚的第四账号，全家累计进行扫脸验证总次数超过20次。 平台客服与孙梅电话沟通中反复强调：银行卡账户单日消费一旦达到5万，系统便会触发人脸识别以解除消费限制。扫20次脸，还说“不知道”？ 孙梅被问得有些语塞，随后辩解道：“这是女儿说要买东西才给她扫脸的。” 一名17岁高中生，每次拿妈妈手机买几万块的虚拟礼物，妈妈从不拒绝，无条件配合刷脸。这个解释怎么听都不太对劲。 法官追问：“如此大额支出，你没有收到支付提醒吗？银行不发短信吗？”孙梅低头不语。 很明显，这是一家人共同决策、共同参与的集体狂欢。只是最终发现650万的账单太重。 于是选择了最不体面的出路，假装无事发生，让未成年女儿背上所有的锅。 面对铁证，法官作出终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一家人的小心思竹篮打水一场空。 @法律有道 第一，真实的未成年人打赏，法律明确支持退款。 为什么这家人费尽心思推孩子去顶包，而不直接以父母名义起诉？ 因为他们心虚。因为他们知道650多万的大额打赏，根本不是孩子的个人行为。 真实的未成年人打赏，在法律上当然有退款通道。 根据《民法典》第十九条，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需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 如果一名8岁以上的孩子未经监护人同意，背着父母大额打赏，监护人明确拒绝追认的，该交易行为应属无效。 最高法发布《关于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的意见》明确，审理涉未成年人直播打赏案件时，应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年龄、智力水平以及打赏金额等因素，依法认定打赏行为超出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宜程度的，判决返还打赏款项。 这一指引为真正受害的未成年人家庭提供了清晰的法律路径，但不是用来给成年人“消费后悔”当遮羞布的。 第二，人脸识别与异常高频大额消费痕迹，彻底堵死了“擅用”这条路。 法院查明的事实中，最致命的两条证据：全家人累计人脸识别20余次，平台客服多次提醒单日5万元消费限额。 如果说一两笔小额消费有可能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刷走，但一年内充值数百万、20多次人脸识别，每次都需要妈妈亲自面对镜头扫脸确认，这种情形无论如何都不能定义为“监护人不知情”。 法官明确指出，监护人有义务保管好自己的支付密码和银行卡流水，明知手机被孩子频繁用于大额消费却仍予配合，本身就构成对消费行为的同意和追认。 第三，“用个未成年人申请造假”涉嫌诈骗罪的风险。 孙梅在庭上“扫脸是女儿让扫的”这一解释，以及全家人在起诉前统一口径、共同提交虚假陈述的事实 如果平台后续对相关账户的充值IP地址、登录时段等进行大数据分析，能够进一步证明650万的打赏行为主要由成年人实施，那么张小丽全家隐瞒关键事实起诉退款的行为，就可能涉嫌虚假诉讼。 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专门设有虚假诉讼罪，最高刑期可达七年。 即便不构成刑事犯罪，其行为也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 对此，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