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松潘草地。15岁的红军战士罗玉琪连吃几天生冷野菜，肚子疼得直不起腰。队伍正往前走，前后都有女兵。他脸皮薄，捂着肚子往右侧跑出几百米，蹲在一个土包后面。 等他提上裤子站起来，傻眼了，草地起雾了，十步之外看不见人，长长的行军队伍消失得无影无踪，连脚步声都听不见。 罗玉琪端着步枪往前跑，草地看着平坦，踩下去全是黑泥水，一脚踩空，烂泥没过膝盖，还在往下陷，他赶紧把步枪横在草根上，双手死死压住枪身，拼命把腿拔出来，鞋子留在了泥潭里，光着一只脚继续走。 天黑了，气温骤降，衣服湿透，冻得浑身发抖，他抱着步枪缩在土包后面，远处传来野狼的嚎叫。 第二天清晨，雾气稍散，罗玉琪听到一阵“吧嗒、吧嗒”的声音，抓起枪拉动枪栓，雾里走出一个男人，右腿绑着带血绷带，拄着粗树枝一瘸一拐。“谁？”男人举起驳壳枪。“我是红军！”罗玉琪跑过去。 男人放下枪，打量他一下：“我是副连长李玉胜。小鬼，掉队了？”罗玉琪点点头。“别怕，跟着我走。” 两人结伴前行，一路上又遇到几个掉队的——发高烧的，脚底烂穿的，饿得走不动道的。到第三天傍晚，李玉胜身边聚拢了29个人，大家瘫倒在一块稍干的草皮上，没人说话，一个腿部重伤的战士闭着眼，呼吸微弱。 李玉胜解开上衣口袋，掏出一个干枯的树叶包，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小块风干的羊肝，进草地前留下的，一直没舍得吃，他把羊肝掰碎塞进重伤战士嘴里，喂了一口水，重伤战士咽下去，慢慢睁开眼。 李玉胜拄着拐杖站到人群中间：“同志们，我们掉队了，但不能等死。我是共产党员，现在提议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同意的举手！”几只颤抖的手举了起来。 “好！从现在起，党支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这29个人，要像一根拧在一起的铜绳。走不动了，爬也要爬出去，死也要死在前进的路上！”罗玉琪站起来大喊：“我听党支部的！”其他人也纷纷撑着地站起来。 党支部给每个人分了工。罗玉琪年纪小，在前面用木棍探路避开泥潭，轻伤员拔野菜找清水，重伤员走在中间，被人架着胳膊往前拖，遇到水沟，李玉胜第一个跳下去，站在齐腰深的水里，让大家踩着他肩膀过。 饿了，解下皮带，李玉胜拿刀把皮带切成指甲盖大小的方块，放在铝饭盒里，舀点泥坑里的脏水，架火上煮，煮不烂，就放嘴里硬嚼，嚼得牙龈出血，再硬咽下去。 整整3天3夜，29个老弱病残，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倒下。 第四天中午，罗玉琪走在最前面，突然停下，指着前方大喊：“部队！我们的部队！”远处高地上，一面红旗正迎风飘扬，29个人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松潘草地，追上了大部队。 罗玉琪后来跟着部队一路征战，建国后担任上海警备区后勤部部长，2017年去世，享年97岁，那片草地上的一小块羊肝、一根拐杖、一个临时党支部，他记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