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上海知青戴建国不顾反对娶了一农村女子，谁知娶回家当晚，妻子冲过去一拳将他打得流鼻血，还撕了他的书稿，事后，岳母让他回到上海，哪料他却拒绝了岳母的好意。 1978年底，云南知青在西双版纳发起了震动全国的请愿活动，要求返回城市。紧接着，各省知青纷纷效仿，返城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整个上山下乡运动涉及约1700万城市青年，到七十年代末绝大多数已陆续回城。在这股洪流里，几乎没有人愿意多留一天。 偏偏有一个人往相反的方向走了。所有知青都在抢着办手续、托关系、想尽一切办法回城的时候，戴建国在黑龙江逊克县一个叫下套子屯的地方，跟村干部说：我不走了，我要跟程玉凤结婚。这话传到上海，他父母差点没气晕过去。 程玉凤是谁？到1979年的时候，她已经是村里人口中的＂疯女人＂了。整天蓬头垢面地蹲在村口，见谁都傻笑，嘴里翻来覆去只会念一个名字。但八年前，她还是全村最漂亮、最能干的姑娘，扎着两条麻花辫，一双大眼睛亮得能照出人影来。 把她逼成这样的，是她自己的父亲。1971年冬天，戴建国回上海探亲，程玉凤的父亲趁机收了邻村人家的彩礼，要把女儿嫁出去。老人家的逻辑很简单——知青是要走的，嫁个城里人迟早人财两空，不如趁年轻嫁个本地踏实人。这种想法在当时的农村太普遍了，你很难说它没有道理。 程玉凤不干。她跑了两次，都被抓回来。第二次是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夜里跑了十几里地，冻得昏死在雪地里。醒来的时候，嫁衣已经穿在了身上。出嫁那天她死死抱着门框不撒手，几个壮汉才把她拖走。据知情村民回忆，她上花轿前吐了一口血，喊的是＂小戴你怎么还不回来＂。 这一口血，把她的精神世界彻底击碎了。嫁过去没多久，男方家看她整天疯疯癫癫，要求退婚把人退了回来。程家父母看着变成傻子的女儿，肠子都悔青了，可有什么用呢？在那个年代，一个农村父亲对女儿婚事的绝对支配权，就是能造成这样不可逆的后果。 等戴建国从上海赶回来，一切都不可挽回了。他后来说，见到小凤那一刻，他觉得天塌了。那个曾经手把手教他锄地、偷偷往他饭盒里塞窝窝头的姑娘，现在坐在土堆上冲他傻笑，认不出他是谁。 从1971年到1979年，整整八年，戴建国一边在当地自学考了教师资格当上中学老师，一边默默照看着程玉凤。这八年里他不是没有机会走。他在逊克县的文化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写文章、搞宣传，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人。上海的家人一封接一封地写信催他回去，他全都压在了箱底。 领结婚证那天，他把证书举到程玉凤眼前，指给她看两个人的名字。奇迹出现了——小凤的眼睛突然亮了，她抓住那本红色的小本子，冲着屋里喊：＂妈，小戴跟我结婚了！＂那是她疯了八年以来第一次说出完整的、清醒的话。在场的人全都哭了。 可这清醒只维持了三天。第三天夜里她又犯病了，冲上去一拳打在戴建国脸上，鼻血糊了一脸，顺手把他桌上写了大半的书稿撕成碎片。程玉凤的母亲实在看不下去了，含着泪跟他说：孩子，你回上海去吧，别耽误了自己。戴建国没有犹豫，摇了摇头。 有人说他愚，有人说他痴。这恰恰是那一代人身上最硬的骨头——不是不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难，而是认定了就不回头。这种品质在今天这个讲究＂及时止损＂的时代几乎绝迹了，但你不能说它过时了。 婚后的日子比想象中更苦。程玉凤发病的时候会打人、摔东西、半夜往外跑。戴建国身上长年带着伤，胳膊上的抓痕一道叠着一道。他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回家给妻子做饭洗衣，夜里还得防着她跑出去。他靠着这股韧劲，硬是从中学教师一路干到了逊克县有线电视台的副总编。 1980年儿子戴亮出生，这孩子像一剂猛药。程玉凤抱着孩子的时候，眼神会短暂地恢复清澈，嘴角会浮起正常人的笑容。母性是刻在基因里的东西，连精神疾病都压不住。戴亮后来长大成人，用《我的疯娘痴父》为题把这段故事讲了出来，听者无不动容。 1997年，戴建国又面临一个撕裂式的选择。上海的八十二岁老母亲无人照顾，哥哥患了尿毒症，妹妹下了岗。他咬了咬牙，放弃副总编的位置，带着妻儿回了上海。回去以后，一家人挤在真新街道十平方米的阁楼上，他在闸北区有线电视台打零工，月薪九百块。从＂副总编＂到＂临时工＂，这落差够大了吧？他一句怨言没有。 站在历史学者的角度看，戴建国的故事绝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它是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缩影——一千七百万青年被抛进了完全陌生的环境，他们的命运和当地人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产生了无数悲欢离合。大多数故事随着返城潮消散在了历史的尘埃里，只有极少数像戴建国这样的，因为当事人的执拗和坚守，才被记录了下来。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一个人怎么能为另一个人搭上一辈子。但你要把自己放回那个语境里去想——在一个个体几乎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年代，戴建国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用自己仅有的那点自由意志，去对抗命运的碾压。这不是傻，这是一个普通中国人能拿出的最大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