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泽东再次登上井冈山，临行前郑重嘱咐汪东兴：务必要去见见他们吗？ 1965年5月下旬的一个黄昏，井冈山公路上升起一阵新鲜的汽车尾气味。就在这条两年前才贯通的柏油路旁，郁郁苍苍的山林与层叠梯田接壤，闪着雨后清亮的光。车窗里，72岁的毛泽东放下地图，目光投向蜿蜒的山道——这条路在1930年代的他看来，是必须靠藤蔓攀爬才能通过的天险；而今，汽车只用了两个多小时便穿行其间，这种反差让随行的干部都能读出他眼中的惊叹。 “没想到真把路修通了。”助手悄声感慨。毛泽东微微颔首，“当年打仗，子弹难得，哪敢想今日能用汽车上山？”短短一句，半是自语，半是对历史的回望，却又分毫不见留恋的滞重，更像是在检验一桩夙愿的兑现。 抵达永新县城的那天中午，迎接的队伍里站着刘俊秀。三十一年前，在瑞金马列学院的土砖教室里，他还是个坐在草垫上听课的青年学员；如今已是江西省委书记。久别重逢，两人只是轻轻一握手，彼此心照不宣。席间尝到当地新腌的腊味，刘俊秀想起往日苦日子，正待客套几句，毛泽东却打断说：“材料少放点盐，真吃出山里味道。”一句话把气氛拉回到当年的篝火与山风。 对井冈山的巡看，不按旅游路线走。车过龙源口，他突然示意停车，拄着竹杖蹲在公路边，指着远处的山坳让张平化辨认旧战场的壕沟。“那里，当年敌人一个团也没闯过来。”随行参谋赶紧把望远镜递上，他却摆手，“眼见好过镜片。”随后，他沿着新修的水泥护坡慢慢踱步，目光在梯田的水面与远处电线杆之间来回游走，似在比较哪个更能说明今日之变。 黄洋界的风，比山下更凉。站上当年的炮台旧址，耳畔仍似有那一声声炮响回荡，却被脚下盘山公路上的汽车喇叭取代。刘俊秀汇报：全区新辟公路近两千里，大小水库三百多座，粮食产量翻了番。毛泽东点了点头，又望向坡下炊烟袅袅的垦殖场，“山区要吃饱饭，靠的不是枪，是水利和路。”他抚掌笑道，“打仗要地形，建设更要交通，这才算真正守住了井冈山。” 夜宿茨坪简陋的招待所，屋里陈设依旧是木板床、竹椅、煤油灯。他让伙房把午间剩菜热透，再添一锅红米饭。警卫员轻声提醒油水太少，他摆了摆手，“有咸菜就行，多油反倒腻。”夜深后，他踱到院里，举杖叩着石阶，似在丈量脚下这片土地的呼吸。几个放学后的孩子跑来看稀奇，“爷爷好！”他弯腰摸摸孩子的头，“要读书，也要爬山，山高水长呢。” 在井冈山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都抽出一段时间同当地干部谈成绩，也听缺点。一次座谈后，大家散去，他却拉着刘俊秀又问：“山里的水电怎么够不够？”得知部分偏远村落还靠煤油灯，他沉吟许久，只说一句：“路通了，电也该亮。”第二天清晨，刘俊秀带来一叠新的规划图，里面标注着即将修建的三条输电线路。 29日中午，车队即将下山。毛泽东把汪东兴叫到身边，声音压得很低：“还有些人没见着。”汪东兴会意，却追问一声：“主席想见谁？”“当年给我们挑过担的老乡，旅店的伙计，还有修路的石匠，别漏了。”他顿了顿，“这些人，我得当面说声辛苦。” 于是，茨坪小广场上临时摆起几排长条凳。四批人——曾在黄洋界扛过炮的老兵、负责井冈山建设的干部、招待所厨师与服务员、以及刚收工的农民工——依次受邀入座。毛泽东拄着竹杖走来，环视一圈，“大家都好吧？山高路陡，可咱心连得紧。”场面静了两秒，继而掌声一阵接一阵。 日落时分，车队缓缓启动。山风卷起尘土，他掸了掸衣袖，从怀里掏出一页薄纸递给汪东兴，“拿去誊清，字写得乱，别让他们看不懂。”纸上几行行草，一半墨迹未干——那正是后来传诵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手稿。哨口的夜色渐浓，汽车尾灯在山路尽头闪烁，像当年山谷里忽明忽暗的旌旗，却再无枪声，只余丛林里虫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