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90年代著名主持人陈旭然家中遇害，案发后仅有几千元现金被劫，令人惋惜 1992年初夏，珠江新城的塔吊林立，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广东电视台即将推出的“港味”综艺新栏目，人们忽然发现，坐在荧屏另一端的主持人也能成为偶像。就像一阵海风，这股热潮把曾在远洋宾馆当服务员的陈旭然，推到聚光灯下。 她18岁中专毕业进宾馆端盘子，日夜忙碌仍不忘偷看楼里的港剧录像，对镜练普通话。一次偶然，电视台到宾馆取景，领队的“陈老师”留意到她的吐字和台风，顺口提了句：“小姑娘，要不要来试试做节目？”这一句问话，把她的人生轨迹拽向另一条轨道。 台里那场内部招考竞争激烈，几百人里挑十个，她排第三。走进社教部，白天跑片子，晚上录节目，没人知道她常在走廊练串词到深夜，嗓子哑得说不出话也不肯停。1993年，电视台文艺部扩编，她被点名调入，先是《万紫千红》的新人串场，旋即坐上主主持的位置。两年后，她又挂上“制片人”名牌，成为当时广东最年轻的女制片人。同行背地里感叹：“这姑娘有冲劲。”她只回一句：“不折腾怎么行？” 事业扶摇直上，生活也随之改变。1997年，她在天河南租下天成大厦31楼的一套大户型公寓。那时的高层住宅热得发烫，却还停留在“楼管＋巡夜”的原始安防模式，监控摄像头经常成摆设，消防通道随意敞开。朋友曾提醒她独居风险，她笑称：“高层嘛，谁爬得上来？” 1998年12月的最后一个夜班后，陈旭然拖着道具箱回到家。据保姆转述，那天凌晨两点多她还在写下周的串词，屋里灯亮到四点。清晨七点，保姆敲门无人应答，只好自行开门，迎面却是打翻的花瓶和血迹。“小姐，你怎么了？”她尖叫。回应她的，只有窒息般的寂静。 法医检验指出，死者颈部有明显勒痕，双臂多处抵抗性刀创，死亡时间在凌晨四点左右。奇怪的是，客厅首饰、相机、支票完好，只有皮包里的一叠千元大钞不翼而飞。警方在阳台外的水泥墙上发现混杂血迹的鞋印，与楼顶垂下的消防水带对上了号。有人凌晨借高空入室，行迹熟稔。 与此同时，坊间开始喧嚣：有人猜她的前夫，有人说是神秘的“香港男友”。这些声音来得快去得也快，刑侦队以指纹和银行监控切入，目标很快聚焦到前保安丁国礼。两周后，在白云区一间小工厂门口，探员按住了戴黑帽撑伞的他。“进去谈谈？”“我没做什么。”“谈谈吧。”对话寥寥，手铐已合拢。 审讯记录显示，丁国礼25岁，因工作疏忽被辞退，恰逢女友需做手术，他急于用钱。熟知大厦结构的他深夜扯下水带，从天台垂降，误闯主持人卧室。本想搜财物，却被主人发现而起冲突。仓皇中，他只带走几千元现金，随后割断走廊水管冲洗血迹，自认为安全退场。法庭最终以抢劫致人死亡判其死刑，执行日期定在当年夏天。 案件尘埃落定，可余波未了。天成大厦房价一度跌去近两成，物业补装的摄像头在电梯里闪着冷光。市场上赶制的纪实光碟、半真半假的“情杀小说”把她生平切割售卖，街边盗版摊十元三张。面对镜头，曾与她合作过的老搭档只说：“她最怕镜头里露怯。”便掉头离去。 回看那段岁月，广州正迈入千禧年前夜，高层建筑越盖越高，电视综艺的灯光越打越亮，人们相信明天会更好，却难以预料夜幕下潜伏的阴影。陈旭然的名字留在80后记忆里的歌舞声里，也留在法庭卷宗的泛黄纸张上。城市继续喧嚣，旧楼换了新保安，也换了智能门禁，但那张年轻的笑脸定格在30岁，再未出现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