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毛人凤下令处死朱君友。朱君友坦然赴死，却发现枪决他的 2 名特务，朝他频繁摇头使眼色，示意他不要出声，朱君友立即心领神会。 朱君友跟着特务走出将军衙门看守所。阴冷潮湿的走廊尽头并没有设立刑场，看守所大门外停着一辆亮着微弱车灯的汽车。 车门打开，站在朱君友面前的人不是国民党行刑队，而是杨夷甫。杨夷甫是民盟成都支部的地下党员，同时也是朱君友妻子的亲哥哥。 几天前，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国民党大西南防线全线溃败。蒋介石逃窜到成都，密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坚决密裁关押在成都的政治犯。 1949年12月3日，毛人凤在将军衙门召集徐远举和徐中齐开会，毛人凤亲自在拟处决名单上用毛笔批示一律枪决。这份名单共有36名革命志士，朱君友的名字赫然在列。 朱君友的妻子杨汇川得知36人处决名单的消息，立刻变卖了朱家所有的首饰、房产以及朱记绸缎庄的股份，拼凑出10根金条。 杨汇川和杨夷甫在成都少城公园的茶馆里找到国民党军统成都稽查处行动队副队长徐季达。徐季达是杨夷甫的表兄，早年受过朱家的恩惠。 徐季达收下金条，在1949年12月6日深夜安排两名心腹特务以提审的名义，把朱君友带出看守所牢房。 杨夷甫等人连夜避开国民党特务哨卡，把朱君友转移到成都中和场乡下的亲戚家中隐蔽。整个营救转移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将军衙门的守卫毫不知觉。 脱险的朱君友躲在乡下，心里却始终放不下看守所里的战友。朱君友曾在1943年接手成都春熙路的朱记绸锻庄，把绸缎庄二楼改造成地下联络点，秘密接待民主人士和转运电台零件。 1949年11月，朱君友在玉带桥被特务突袭搜身逮捕。在看守所牢房里，朱君友把仅有的衣物分给了难友杨伯恺和王干青。 12月8日深夜，朱君友从中和场乡下亲戚家的收音机里听到一则惨痛的新闻。12月7日晚间至次日凌晨，国民党特务把看守所里剩下的35名政治犯全部押上军用卡车，拉到成都市西门外通惠门十二桥附近的防空壕内。 特务害怕开枪的声音引来即将进城的解放军和成都市民，行刑时没有全部使用枪支。残忍的特务放出警犬撕咬政治犯，用刺刀捅杀政治犯，甚至把部分政治犯推入防空壕直接活埋。 这35名革命志士全部惨遭杀害。得知噩耗的朱君友悲痛万分，朱君友深知自己是那份36人死囚名单上唯一脱险的幸存者。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宣告和平解放。12月30日，贺龙司令员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正式进入成都。朱君友收拾行李返回成都城区。 解放军进城没几天，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到成都群众举报，西门外十二桥附近的防空壕和抚琴台一带发现新翻动的泥土，泥土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 军管会迅速派人前往勘查挖掘，在十二桥防空壕内挖出一座巨大的群尸坑。发掘现场极其惨烈，31具烈士遗体堆放一起，死难者双手被反绑，脖子上勒着粗绳索，遗体上满是刺刀留下的创口。朱君友来到防空壕现场逐一辨认遗体，朱君友认出了杨伯恺、王干青等人的遗体。 中共成都市委和军管会决定为十二桥死难烈士举办隆重的追悼仪式。1950年1月19日，成都市各界在成都市少城公园举办成都市各界追悼十二桥死难烈士大会。 十万多名成都市民自发佩戴白花前往少城公园祭奠英灵。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副主任李井泉等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亲自出席追悼大会并敬献花圈。 贺龙在追悼大会上宣读悼词，高度评价烈士的壮举。烈士遗骨随后被安葬在青羊宫附近的烈士陵园，后来迁入成都文化公园内的成都十二桥烈士陵园。 安葬完死难战友，朱君友积极协助成都市公安局追查十二桥惨案的特务元凶。朱君友在经营朱记绸锻庄期间，经常和成都的官员、军统特务周旋打探消息。 朱君友非常熟悉成都军统和中统特务组织的人员架构。在1950年到1951年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朱君友向成都公安机关交待了大量军统特务名单和活动线索。 成都公安机关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朱君友提供的情报，展开全面搜捕，抓捕了策划屠杀的国民党四川省特委秘书长嵇令誉和行动特务罗国熙。 成都市人民法院公开审判后，将嵇令誉和罗国熙依法执行死刑。十二桥死难烈士的冤情得到昭雪。至于当初带人救出朱君友的特务徐季达，朱君友和杨夷甫向人民政府如实汇报了徐季达掩护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客观事实。人民政府根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对徐季达的立功表现予以从宽处理。 朱君友深知自己活下来的生命是战友用鲜血换来的。朱君友在解放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将全部精力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 日常办公之余，朱君友投入精力整理十二桥烈士的生平事迹。朱君友到处发表演讲，给年轻一代讲述十二桥惨案的来龙去脉。 每年清明节和12月7日惨案纪念日，朱君友都会坚持前往成都十二桥烈士陵园，在杨伯恺等老战友的墓前敬献鲜花。2004年10月11日，朱君友在成都病逝，终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