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冬，13岁的康素珍被诱骗进成都春熙院，刚进门就被吊上桑树暴打立威，此后五年里她拼死逃跑三次、被抓回三次，胳膊上烟头烫出的疤痕密密麻麻，直到1949年兰州解放，她才终于推开那扇地狱之门重见天日。 （主要信源：康素珍口述：《我的妓女生涯》（1988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1990年）） 1944年初冬的成都，春熙路后巷那家挂着红灯笼的春熙院里，一棵歪脖子桑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十三岁的康素珍被两条壮汉拖进后院，胳膊反剪着吊上树枝时，她还在拼命踢蹬，嘴里塞着破布，只能发出呜呜的闷响。 老鸨苏胖婆捻着烟卷，冷笑着递过一条浸了水的牛皮鞭，鞭梢抽在女孩单薄的棉衣上，炸开的响声比鞭炮还脆。 这不是什么开业仪式，是春熙院对新人“梳头”前的必修课——先打断骨头，再重塑皮肉。 康素珍后来回忆，那天她昏死过去三次，每次醒来，嘴里都是血腥味混着尘土，连哭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这孩子原本是跟着家人从河南逃荒来的，饿得前胸贴后背时，遇上个自称能介绍绸缎庄活计的婆子。 十三岁的孩子哪懂什么江湖险恶，只看见对方笑眯眯的脸和管吃管住的许诺，便信以为真。 等她发现所谓的“绸缎庄”是这间门窗紧闭的妓院时，想回头已经晚了。 苏胖婆先是假意关怀，递来大红缎子棉袄让她换上，康素珍一把撕碎了那件衣服，摔在地上骂道：“我才不当妓女！”这一摔，摔出了当天的那顿杀威棒，也摔出了她此后五年的人生底色。 挨打归挨打，康素珍的骨头比桑树的枝干还硬。 养伤的小黑屋里，她绝食抗议，饿了五天五夜，饿得眼冒金星也不肯张嘴。 苏胖婆心疼买她那一百五十块大洋的本钱，又舍不得放下老板娘的架子求饶，便让金刚钻出了个主意：骗。 她们端来掺了红糖的藕粉糊，谎称是治病的补药，哄她喝下。 康素珍信了，咕咚咕咚喝下去，没多久肚子剧痛难忍。 后来姐妹们偷偷告诉她，那碗“补药”其实是绝育的虎狼之药，专给刚来的雏妓喝，喝了就不会怀孕，老鸨们省心，姑娘们受罪。 这碗药喝下去，康素珍才明白，这地方连女人的根都要给掐断。 身体上的疼痛能忍，心里的绝望却像潮水般涌来。 但她还是跑了。 第一次，她趁夜色翻过后院那堵抹着玻璃渣的砖墙，手被划得鲜血淋漓，刚落地就被打手像拎小鸡一样抓回去。 第二次，她攒了几块碎银子，买通一个小厮给外面的熟人递信，结果信没递出去，人先被“尖嘴猴”逮个正着。 这次的惩罚格外残忍，他们把她按在地上，用烧红的烟头在她胳膊上烫，一个接一个，皮肉烧焦的滋滋声伴随着她的惨叫，烫完一圈，胳膊上全是圆形的疤，像某种诡异的图腾。 苏胖婆在一旁冷笑：“跑一次烫十个，我看你能跑几回。” 第三次，她用床单拧成绳子从窗户往下溜，脚刚沾地，又被守候多时的打手堵住。 三次逃跑，三次被抓，康素珍终于明白，在这座城市里，妓院的地盘比衙门还大，跑是跑不掉的。 在春熙院那些不见天日的日子里，唯一的光亮来自一个叫仙鹤的姐姐。 仙鹤那年十八岁，长腿细腰，能拉会唱，是院里的红姑娘。 她性格温柔，见不得小姐妹受苦，常在夜里偷偷给关禁闭的康素珍送碗热粥，或用湿毛巾帮她擦洗伤口。 仙鹤自己也有个相好的商人，叫赵金堂，每次来都给她带点零嘴。 可惜好人不长命，仙鹤后来得了脏病，老鸨舍不得花钱治，就让她硬扛着，还得强撑着接客。 她死的那天，才二十出头，被草席一卷扔到了乱葬岗，枕头底下还压着赵金堂的照片。 康素珍躲在门缝后看着这一切，眼泪流干了，心也凉透了。 她知道，仙鹤姐的下场，可能就是自己的明天。 这五年里，康素珍被转卖多次，从成都到宝鸡，再到兰州，哪里“生意”好做就往哪里跑。 她见过太多姐妹倒下，有的病死，有的被打残，有的吞金自杀。 活着的，白天陪客人打牌喝酒，夜里躲在被窝里咬着手背哭，第二天起来，脸上还得挂着职业的笑。 她们不是没有想过死，但每次走到河边或高处，又会想起河南老家的方向，想起逃荒路上离散的亲人，总觉得还有一口气吊着，就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种念头支撑着她，从十三岁熬到十八岁，从一个瘦弱的小姑娘熬成了一个眼神麻木的妇人。 转机出现在1949年。 兰州解放，解放军进城的那天，康素珍正在院子里晒被子。 她听见街上锣鼓喧天，有人喊“解放了”，看守她们的打手和老鸨们乱作一团，有的卷款逃跑，有的缩在账房发抖。 康素珍愣了片刻，突然扔掉手里的活计，跌跌撞撞冲向大门。 那扇厚重的大门被推开时，外面的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眼泪却止不住地流。 她不是因为高兴，是因为这五年来，她第一次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不用怕被抓回去烫烟头，不用怕被灌绝育药。 她自由了。 后来，康素珍成了工人，晚年定居在河北辛集的农村。 1996年，她去世，葬在麦田里，没有墓碑，只有一抔黄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