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军中将师长施亚夫，临刑前向同窗透露：1943年石港那夜我没背叛新四军，真相是我用枪声替陶勇报的信。 1947年深秋，南京老虎桥监狱的牢房里，施亚夫戴着沉重的镣铐，靠在墙角，明天就是行刑日。 死到临头的人，脑子里想的往往不是死本身，而是那些一辈子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 他回想这辈子——14岁参加起义，15岁加入红军，后来被关进国民党监狱，和陈独秀做过牢友。 日军炸了监狱，他趁乱逃出，改名换姓，打着汪精卫旗号当上了伪军中将军长。 那些年里，粟裕收到过他藏在烟盒里的情报，叶飞在他策动下率两千多人脱离敌营。 “军中潘汉年”的名头不是白给的。 正当施亚夫默数最后的时间，狱警带进来一个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中年人——当年在南通师范睡上下铺的老同学沈剑秋。 施亚夫知道自己没时间兜圈子。 他对沈剑秋说，1943年石港那次，你们国民党方面一直以为是我走漏了风声，但真相不是那样。 我确实是故意走的石港，也存心跟山本的部队闹起来，因为我要用枪声给陶勇送信。 那年春天，一个下午，施亚夫正要出城“打猎”送情报，城门口突然来了辆日军吉普车。 日本军官递上一份作战命令：石港的山本大队两小时后突袭掘港的新四军陶勇部队，命施亚夫带两个团配合。 时间只剩不到两个钟头。正常送信根本来不及。 施亚夫想出一个办法——用枪声报信。 他下令部队紧急集合，不走直路，偏绕道去石港。 底下人嘀咕：放着直路不走，图什么？施亚夫板着脸说军事机密。 队伍开到石港路口，山本的哨兵拦住不许过。 施亚夫让翻译交涉，哨兵态度强硬，死活不放行。 施亚夫火了，扯着嗓子骂：“老子奉皇军急令，耽误了军情你担得起吗？今天这路我非走不可！”翻译翻了话，哨兵抬手就朝翻译开了枪。 翻译应声倒地，鲜血直流。伪军士兵炸了锅，几个军官拔枪就要往上冲。 施亚夫心里反而踏实了——好，就是要打。 枪声顺着江风传到掘港方向。陶勇正在海堤上部署防务，听到动静，立刻派人侦察。 得知施亚夫在石港跟山本的哨卡起了冲突，陶勇笑了——他心里清楚了，这是施亚夫在帮他“放风”。 陶勇当即下令全旅转移。山本大队的突袭落了空。 后来日军问责，小林信男指着鼻子骂施亚夫绕路误事。 施亚夫顶回去：“山本的人先开的枪，我的人被打死一个，你倒来说我的不是？”山本也赶来对吵，三方闹成一锅粥。 小林信男拂袖而去。施亚夫倒是长出一口气——陶勇总算脱险了。 这句话憋了四年。 四年前那个晚上，翻译倒在血泊里他不是不难受，但在那个节骨眼上，他没法跟任何人解释自己在做什么。 沈剑秋听完愣了很久。回到住处，他给上级和同事写信，以个人名誉为施亚夫作担保，又找到狱方要求重审。 案子最终因证据不足，没被执行死刑。 抗战胜利后施亚夫转入新四军序列，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苏中九分区副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公安总队副总队长。 2010年，他在南京逝世，享年96岁。 晚年接受采访时施亚夫说起过另一件往事：1941年汪精卫给他授中将军衔，不久有人告密说他是共产党。 南通驻屯军旅团长请他去谈话，见面第一句就是“施阁下，你的共产党大大的”。 他不慌不忙点了根烟，用一本照着《百家姓》编出来的假花名册蒙混了过去——八千人马全是纸糊的。 还有1942年底，小林信男拿到了新四军高级干部会议的花名册，粟裕、陈丕显、叶飞的行程标得清清楚楚。 施亚夫趁日军作战会议间隙，谎称肚子疼溜进厕所，在卫生纸上写下情报冒死送出去。 粟裕收到后紧急改变所有参会人员返回路线，逃过了近乎毁灭性的围歼。 粟裕后来对人说，没有那份情报，新四军高层再遭重创绝非危言耸听。 当年骂他汉奸的那些声音后来都散了。 汪精卫一手提拔的中将师长，却是粟裕的救命恩人。 他说了一辈子真话的两次，一次在南京监狱对沈剑秋，一次是晚年的采访录音。 沈剑秋选择相信他，是因为那些枪声、那些生死关头里做出的选择，编是编不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