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蒋介石逼迫王家烈交出贵州兵权，王家烈无奈下野。蒋介石"慷慨"给了他3万元旅费，让他出去散心。可王家烈刚登上飞机，蒋介石便迅速将他在贵州的势力连根拔起。 这个结局，放在十年前，怕是没有任何人往这个方向想过。 王家烈字绍武，贵州桐梓县人，出身相当寒苦。年轻时候干过"背二哥"的活计——这是贵州山区的说法，就是替商队翻山越岭运货，走的多半是鸦片的路子，靠出卖体力维持生计。 这样的出身，在那批旧军阀里几乎是垫底的。可王家烈偏偏不安于现状，凭着一股子死劲，在贵州桐梓系的军队里一路熬了上来，从普通兵丁做到了师长的位置。二十年代末，王家烈已经是周西成麾下的主要将领之一，在贵州军界积累起了相当的人脉和资历。 局势的转机出现在1929年。贵州的当家人周西成在和云南军阀龙云的交战中阵亡，继任的毛光翔威旺不足，根基不稳，省内各方势力都活动了起来。 王家烈没有犹豫，1932年2月直接带兵逼近贵阳城下，把毛光翔逼出了台面。国民政府随即正式任命王家烈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同年3月30日，贵州省政府主席的位置也落到了王家烈手里，军权政权两块牌子都攥在自己手中，"贵州王"的名号从此坐实了。 这条路走得并不是没有波折。1932年底，省内反王势力以犹国材等人为首联合发难，王家烈被迫撤出贵阳，一度退到了榕江一带。 但王家烈没有就此认输，随即重新整合兵力，1933年1月率部反攻夺回贵阳，并取得国民政府的承认。这一番起落，反而让各方看清了王家烈的韧劲。 不过，王家烈能走到这一步，离不开蒋介石在背后给的那份力气。彼时桂系在西南地区根深蒂固，蒋介石需要借助地方势力加以制衡，王家烈正好是合适的棋子。 1931年国民党四大前后，蒋介石亲自召见王家烈，当面褒奖，还特地拨了一批德国枪械，给足了实惠和面子。 王家烈借着这股东风迅速扩充实力，两人之间看起来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但王家烈大约没有认真计较过，蒋介石送出去的东西，从来都是有代价的。 1934年底，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蒋介石借"追剿"名义电令王家烈出兵拦截。王家烈没有拒绝的余地，只能硬撑着应承下来。 可黔军的底子根本撑不起这个担子，部队里吸食鸦片的士兵为数不少，军纪松散，外界给这支部队起了个绰号叫"双枪军"——一杆步枪，一杆烟枪。 1935年1月，红军在娄山关、遵义一带接连出击，黔军几次迎战皆告失利，主力损耗极为惨重。王家烈的部队疲于奔命，连番出击之后已经所剩无几。2月下旬，黔军残部几乎已没有成建制的队伍可言，战力基本耗尽。 就在黔军焦头烂额之际，薛岳率中央军以"协助剿共"为名进驻贵阳。贵阳城防的控制权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易了手，整件事走得极为顺畅，几乎没给王家烈留下任何反应的空间。 从表面上看，中央军是来帮忙的；往深里看，这不过是一场早有预谋的接管。等王家烈回过神来，手里的地盘已经空了大半，局面很难再掰回来了。 蒋介石随后亮出了那道两难的选择题：省主席和军长，两个职务只能留一个。这道题看似给了选择权，实则根本没有好答案——留政权丢军权，没有兵就是空架子；留军权丢政权，财政断了，部队迟早散架。 王家烈反复权衡，最终选了军长，以为只要兵权还在手里，就还有翻盘的可能。1935年4月，吴忠信正式接任贵州省政府主席，贵州的政务权就此彻底移交出去。这一步退，缺口就此打开，此后的走向，已经不再是王家烈说了算的了。 让王家烈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自己最倚重的两个师长——何知重和柏辉章——早已被蒋介石暗中收买，悄悄改了立场。 与此同时，军中士兵以欠饷为由持续闹事，这背后有蒋介石的默许在支撑。军心从内部慢慢瓦解，王家烈陷入内外交困，已无力回天。万般无奈之下，王家烈连续发出四封辞职电报，主动请求卸去军职外出考察。 蒋介石接到辞呈，表现得相当"大度"，赠了3万大洋做旅费，还给了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名头——听着体面，实则不过是个空职。 王家烈接下这笔钱，和随行人员一同登上飞机，离开了贵州。飞机腾空的那一刻，王家烈在贵州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家底，究竟还剩下了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