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徐海东出席中共八大，会议结束后，他当场向党中央提出一个重要请求，你知道是什么吗？ 1956年9月15日清晨，北京的空气带着微凉，八大会堂外落叶翻卷。两天前，八大闭幕，代表们陆续返程，徐海东却还住在西长安街附近的招待所，像在等待什么。他的手边是一叠刚批下来的体检报告，血压平稳，心电图也好看了许多，但比报告更牵动他的是一句反复敲在脑海里的话——“大别山还好吗？” 距今不过一年，他才戴上大将军衔。授衔典礼上，掌声很热烈，他却心里发涩：红军时期九死一生，建国后却被迫退到病榻，“贡献不够”，成了他反思自责的口头禅。住院期间，中央来人送来了药、还送来了《水浒传》大字本；“组织没有忘我”，这种温度让一个向来豪爽的汉子红了眼圈。 身体转好，精神跟着起势。他先去看望总参老友，聊起湖北，话锋一转：“趁现在腿脚利索，再去大别山看看吧。”这是他第一次把想法说出口。对方劝他休养，徐海东摇头，“大别山是根，得回去走一走。”短短一句，被记录下来，一小时后递到中南海。批示很快：“同意前往视察，注意安全。” 10月初，他与随行人员从北京上车，终点武汉。火车穿过黄河北岸时，夕阳映在车窗，徐海东的目光追着远处的田垄，那片泥褐色像是少年记忆里的稻场。到武汉后，张体学已经等在月台，这位湖北省长、昔日红军警卫员一句“老首长，您可算来了”，让气氛一下子松弛。两人先去了武钢建设工地，高炉还在搭架，焊花四溅。徐海东盯着火光，低声说：“有了钢，山里娃就有了铁犁。”随后登黄鹤楼旧址，他凭栏眺江，江面正有运煤船逆水而上，不疾不徐。 第五天一早，车队离开武昌，经麻城口子进山。天色说变就变，暴雨一挂就是两个时辰，山路泥泞。吉普车几度打滑，警卫小声汇报：“路前面可能塌方。”张体学提议：“要不改日再进？公路修通前，进山真折腾。”徐海东只回了一句：“子弟在那里等。”简单五个字，把车头又对准了山口。雨幕里，他透过挡风玻璃看到山民正抬木料抢修便道，粗布衣服已浸成深褐色。张体学再度提起修路规划，“省里已把线路选好，争取两年贯通。”徐海东点点头，握紧扶手，泥水溅到车门，他却把车窗摇下一道缝，听外面水声和锄头声交织。 进山第二日，车到红安县七里坪。锣鼓声让他一愣，村里老支书拄拐迎上来，额头皱纹更深，“徐司令，好久不见！”两人握手，雨衣都来不及脱，地面湿漉漉却没人理会。徐海东没寒暄，先问粮食产量，又问合作社养猪规模，末了才笑道：“今年冬天，咱换上水泥路，就能把土豆卖到汉口。”老人连声说盼着那天。 在乡政府小院的木桌旁，夜色压下来，煤油灯影把四周照得忽明忽暗。徐海东拿出随身笔记，写下三句话：修路、修渠、修校。最后一个“校”字写得尤其重，他说：“孩子得读书，老区才有后劲。”张体学在旁边应声，“山里娃将来要读工程、也要读历史，让他们知道这条路是怎么来的。”灯光摇曳，两人对视，没有多余的客套。 山里停留七天，徐海东踏遍烈士墓、旧战壕和新开的水田。离别时，他没有发表演讲，只把一枚军功章交给村小学保管，“放在教室里，让孩子摸一摸就行。”说罢上车，车外人群自发跟着跑，一直到坡顶。雨后初霁，云开见月，他回头望见公路尽头闪着微光，像一条尚未完工却注定要延伸的钢带。 十余天后，徐海东返回北京。行李里多了几包土特产，还有一份详实报告：道路里程、桥梁数量、农田水利缺口，逐条标注。文件递上去，他转身回到病房，继续理疗。医护问他累不累，他摆手：“心里亮堂，比药管用。”这一年，大别山公路正式列入中央和湖北省双重规划，次年春破土，三年后通车。从此，山里土豆真能坐汽车去汉口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