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山阻击战，塔山阻击战几十年之后，美国的几位军事家来到了当年的塔山阵地，最终他们也没有明白，为什么短短8公里的防线，坦克可以直接开上山顶，军舰可以支援，国民党军在这有十一万装备精良的部队，为什么国民党军就是没有打过装备很差且人数还不足国民党军一半的共产党的军队，用肉身防守的塔山防线。我想他们永远也不会想明白，什么是信仰。 咱们先来看看当时进攻方的牌面。国民党军在这儿集结了足足十一万大军，那叫一个兵强马壮。天上飞着轰炸机，海里停着“重庆号”巡洋舰，陆地上还有重型坦克和几百门大炮。反观防守塔山的东野四纵，人数连对面的一半都不到，手里拿的基本都是步兵轻武器，连像样的防空和反舰火力都没影儿。双方的装备差距，简直就像是冷兵器时代遇上了工业化怪兽。 面对这样悬殊的实力对比，国民党军为什么就是打不穿？当年参与指挥的国民党62军军长林伟俦，到了晚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每当提起这事儿依然气得拍桌子。他觉得上司侯镜如在打仗的时候藏了私心，从头到尾就在“打埋伏”。 其实早在当年10月12号的作战会议上，54军参谋长杨中潘就提出了一个非常狡猾的方案：别在正面死磕，把主力拉到白台山和塔山之间的缝隙去穿插，直接绕过这块难啃的骨头。林伟俦举双手赞成这个提议。大家都清楚，解放军在塔山正面的阵地修得跟铁桶一样，暗堡连着交通壕，强攻纯粹属于拿人命往里填。可是，侯镜如当场就把这个迂回方案给毙了，死活非要部队沿着公路和铁路在正面硬刚。 侯镜如给出的理由倒也冠冕堂皇，说绕路会暴露侧翼，补给线一断就全完了。大家心里却都跟明镜似的，这里面大有文章。地形限制是一方面，塔山东边是渤海的滩涂淤泥，西边是崎岖的虹螺山，重装备确实不好走。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内部那种烂到骨子里的派系倾轧。这十一万大军分属好几个不同的山头，谁都怕钻山沟被伏击，谁也不想替别人挡子弹。 更绝妙的是，侯镜如本人早年可是加入过共产党的黄埔一期生，后来失散了。就在打塔山前夕，地下党已经跟他重新接上了线。保住手里这支队伍的本钱，成了他心里最大的盘算，拼命给蒋介石当炮灰绝无可能。再加上蒋介石还派了个“钦差大臣”罗奇下来督战。这个罗奇为了让自己的老部队独立95师抢头功，坚决逼着大家从正面往前冲。在这样一支各怀鬼胎、处处掣肘的军队里，武器再先进，也发挥不出应有的战斗力。 咱们再把目光转向解放军阵地。林彪给四纵下达的死命令只有一句话：“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这句话听起来透着一股子冷酷，到了战场上，它就意味着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后退半步的惨烈。 10月10号一早，战斗打响。国民党军的海陆空立体轰炸瞬间倾泻而下。“重庆号”巡洋舰上那口径粗大的舰炮，一发炮弹砸下来，能把咱们一个连的阵地连人带土整个翻个底朝天。四纵的战士们昨天夜里刚挖好的战壕，天一亮就被炸成了平地。原本习惯了在运动中歼敌的四纵，这回硬生生被钉死在这片毫无遮掩的平地上挨炸。 炮火刚歇，国民党军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就压上来了。这帮人仗着美式装备，搞起了近乎疯狂的波浪式冲锋。前面的人倒下，后面的人踩着同伴的尸体继续往上冲。四纵的战士们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刺刀拼弯了，就抡起石头砸；再不行，就抱着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在20多米宽的饮马河里，双方展开了极其血腥的白刃战。河水全被染成了红色，层层叠叠的遗体堆在河道里。 打到最惨烈的时候，四纵有的连队一百六十多人上去，撤下来时只剩下十几个人。34团一营打到最后，整个阵地上能喘气的仅仅剩下21个兄弟。这早已超越了常规战术的极限。 整整六天六夜的血战，四纵付出了三千多人的巨大伤亡，终于熬到了锦州解放的消息。那一刻，满是焦土的阵地上，幸存的战士们相拥而泣。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美国西点军校把这场仗翻来覆去研究了多少遍，依然觉得不可理喻。西方军事学家计算了炮弹的当量，评估了坦克的装甲厚度，推演了后勤补给的速度。他们唯独算漏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中国军人的精神内核。 这种内核称之为“信仰”。信仰毫无虚无缥缈的成分，它非常实在。当国民党士兵为了几块大洋、为了某个长官的个人前途去当炮灰时，战壕里的解放军战士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身后的土地上，有分到了田地的父母，有即将迎来新生活的乡亲。他们是在为一个没有压迫、属于劳苦大众的新中国去流血。 1987年，四纵司令员吴克华将军在弥留之际，死死抓着身边亲人的手，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遗言：坚决不去八宝山，一定要把骨灰送回塔山，去给当年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几千名战友们看门。 1988年，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塔山当年指挥所旁边的一棵树下。从那以后一直到2014年，莫文骅、胡奇才、江燮元、江民风等一共九位当年在塔山血战过的开国将军，陆续将自己的骨灰归葬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