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手下有几百个白俄雇佣兵，每次要关键时刻就让他们上，这帮流亡来的流氓其实也没啥战术，就是把帽子一摔，露出一头黄毛，端起步枪上刺刀，嘴里哇啦哇啦乱叫着一通猪突，然后对面就不出意外轻松崩溃了。 在那个大家都怕洋人的年代，张宗昌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出门阅兵，专门让白俄大兵扛枪开路，对着老百姓耀武扬威：瞧见没，老子连洋人都能当狗使唤！在当年的中国，敢把洋人当小弟耍的军阀，满打满算就他一个。连苏联驻华大使多次向北洋政府抗议他这种行为，他都当耳旁风，甚至还盘算着把白俄兵扩编成军，自己当军长。这种狐假虎威的把戏，让他彻底尝到了用纯粹野蛮暴力碾压一切的甜头。 把暴力法则当作唯一真理的人，一旦掌握了绝对权力，对老百姓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张宗昌统治山东那三年，简直把齐鲁大地变成了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荒诞剧场。他在山东就是王法，谁都不服。为了敛财，他把田赋一口气预征到了三十年之后。这还不算完，各种让人惊掉下巴的捐税层出不穷。养鸡有鸡捐，养狗有狗捐，就连进城挑大粪的苦力，都得交一笔“大粪捐”。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极其心酸的顺口溜：“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 更离谱的是，他还搞出了妓捐、戏捐、茶叶特捐、青菜税、房铺捐、棺材捐、娶媳妇捐。最绝的是“光棍税”，无业游民和单身汉也得乖乖交钱。谁要是敢抗税，张宗昌绝不废话，直接拉出去砍头，或者把人劈成两半挂在电线杆子上，他把这叫“听电话”。他还把官帽子摆在台面上公开叫卖，明码标价：县长五千大洋、局长三千大洋。现金最好，实在凑不够，分期付款也行。这种毫无底线的搜刮，把老百姓逼得卖儿鬻女、倾家荡产。 在这种极端野蛮的统治下，张宗昌个人的狂妄也膨胀到了连老天爷都不放在眼里的地步。1925年夏天，山东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赤地千里，老百姓实在没办法了，跑去千佛山龙王庙磕头求雨。作为山东督办的张宗昌也被乡绅请去主持大局。结果这位爷倒好，不烧香不磕头，上去就狠狠扇了龙王泥塑几个大嘴巴子，破口大骂：“你个老东西，不给俺下雨，害苦山东百姓！” 等了几天还没下雨，他彻底急眼了。他直接下令在千佛山上架起多门重型山炮，炮口冲天，还让人连夜写了首粗鄙的打油诗贴满济南城：“玉皇爷爷也姓张，为啥难为俺张宗昌？三天之内不下雨，先扒龙王庙，再用大炮轰你娘！”结果随着几声炮响，天空中还真就阴云密布，下起了一场倾盆大雨。这下可好，张宗昌逢人就吹牛逼，说连老天爷都怕他手里的炮。 流氓法则终究无法横行一辈子。随着北伐军一路打过来，张宗昌那支靠发双饷和洋人吓唬人拼凑起来的杂牌军，瞬间土崩瓦解。白俄兵没了军饷也树倒猢狲散，甚至被愤怒的中国士兵群起攻之。张宗昌只能灰溜溜地跑到日本躲风头。按理说，败了就安分守己留条命。可他偏不信邪，过了几年寂寞日子后，居然又大摇大摆地跑回北京，做梦都想回山东东山再起。有人好心劝他少出门，说郑继成正到处找他寻仇。张宗昌一拍胸脯，狂妄依旧：“俺杀的人多了，怕个球！谁敢动我？” 他到死都没明白，要他命的全然无关什么简单的江湖仇杀。这是一场极其精密的政治谋杀。当时接待他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是什么级别的老狐狸？怎么可能容忍一个曾经的山东王在自己的地盘上复辟？这分明就是一场请君入瓮的鸿门宴。1932年9月3日，在济南火车站的送行酒宴上，一个所谓的“兄弟”装作十分眼馋的样子，盯着张宗昌腰间那把精良的配枪一顿猛夸。张宗昌为了展现大哥豪气，大手一挥，直接把保命的家伙解下来送了人。这一手江湖义气的糖衣炮弹，轻而易举地解除了这个莽夫身上最后的武装。 等他走进火车站月台，死神已经张开了网。刺客郑继成冲出来连开三枪，诡异的是，这三枪全都没有底火，是哑弹！张宗昌吓得魂飞魄散往火车上跑。后来解密的法医验断书揭开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真相：打中张宗昌要害的致命一击，根本不是刺客手里那把小手枪造成的。那分明是一颗穿透力极强的制式步枪子弹！这意味着韩复榘早就安排了特务执法队埋伏在暗处。郑继成的大张旗鼓，只是一次掩人耳目的完美表演。幕后黑手借着“为父报仇”的道德制高点，干干净净地除掉了一个政治隐患。 枪声停歇后，树倒猢狲散的凄凉戏码准时上演。平时那些围着他转的门客跑得连影都没了，几十个姨太太卷着金银细软作鸟兽散。偌大个济南城，居然没人愿意给这个暴君收尸。他的尸体在秋风里冻了大半天，最后，还是一位曾经被他深深伤害过的正妻，出面弄了一口薄皮棺材，给了他最后一点可怜的体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