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缴获日军1门火炮并不容易，不要说41式山炮，92式步兵炮都很难缴获。毕竟日军一个1100人的步兵大队就装备571支步枪、27挺轻机枪、27具掷弹筒、8挺重机枪，外加2门92式70毫米步兵炮，火力延伸能从50米到2800米。就这个火力，不要说被称为三枪八路的我军了，一般杂牌军五六千人只装备迫击炮的步兵师来了都不一定能吃下。 面对这样立体、交叉且具有极强纵深的火力配置，当时被称为“三枪八路”的我军将士，往往只能靠着血肉之躯去填。在巨大的火力劣势下，咱们要想全歼这股敌人并缴获重武器，无疑是虎口拔牙。 退一万步讲，就算咱们将士用命，拼死打下了一场歼灭战，想要把日军的火炮完好无损地拉回根据地，面临的运输难题同样能让人愁白了头。 大家去军博看展览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当时日军的火炮，极少使用现代意义上的橡胶轮胎。因为日本本土资源极其匮乏，橡胶更是稀缺战略物资，所以日军的火炮大多采用纯钢圈或者钢圈木辐车轮。 这种轮子在平原公路上勉强能用，一旦到了咱们八路军、新四军常年活动的崎岖山区，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咱们来算算重量账。平时常说的92式步兵炮，全重212公斤左右，拆解开来，一个十几人的炮兵班勉强还能人背肩扛带走。但要是碰上口径稍微大一点的家伙呢？九四式37毫米战防炮，放列重327公斤；一式47毫米战防炮，重达742公斤；如果是四一式75毫米山炮，放列重量直接飙升到900多公斤！至于十四年式105毫米加农炮，更是重达3吨以上。 在缺乏汽车、甚至连骡马都严重不足的敌后战场，咱们的战士缴获了这些钢铁巨兽，全靠人力在山地里拖拽，这画面光是想想都让人心酸。八路军129师在大杨庄战斗中好不容易缴获了一门日军山炮，为了不被日军夺回去，从营到团、从团到旅、再从旅到师部，各级部队拼了命地交替掩护，硬是靠着战士们的肩膀和双手，把这门炮一点点“抬”进了太行深山。 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日军那种近乎病态的战术纪律和毁伤武器的习惯，更是大大降低了火炮的缴获率。 日军的《炮兵操典》里明文规定：“炮就是军旗”。在日军的战斗序列中，火炮部队的地位极其特殊，重武器一旦丢失，指挥官将面临最严厉的军法惩处，往往只有切腹谢罪一条路。因此，日军在作战时，火炮阵地通常布置在步兵身后数公里外，一旦前线战事不利，最先撤退的绝对是炮兵。哪怕到了全军覆没的绝境，日军炮兵也会在最后一刻，往炮管里塞进一颗手雷，将这门炮彻底炸成废铁。 不过，战场上总有奇迹，咱们的新四军将领粟裕，就曾围绕一门缴获的步兵炮，给日军上了一堂生动的“心理战”大课。 那是1942年6月的苏中抗日战场，新四军1师7团团长严昌荣率部在斜桥设伏，一举歼灭了日军警备队70余人和伪军130多人，更破天荒地缴获了一门92式步兵炮。这下子，日军第12旅团长南部襄吉可吓坏了。丢了“军旗”，这要是报到军部，他的项上人头绝对保不住。 走投无路的南部襄吉，居然厚颜无耻地给严昌荣写信，提出只要新四军归还阵亡日军的尸体和那门步兵炮，日军保证以后和新四军“和睦相处”，绝不主动袭击。 粟裕将军看到这封信后哈哈大笑，当即下令：既然鬼子这么在乎这门炮，那就多带着炮出去“炫耀”几圈！于是，严昌荣带着这门战利品在苏中大地上到处机动，南部襄吉为了夺回大炮，彻底失去了理智，调集重兵四处围堵，甚至沿途刷标语哀求：“新四军还我炮来，掷弹筒不要了！”这场围绕一门步兵炮的猫鼠游戏，把日军指挥官耍得团团转，极大地提振了咱们抗日军民的士气。 然而，缴获了火炮仅仅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火炮在咱们手里发挥作用，又是一个令人落泪的难题：咱们没有炮弹。 火炮再猛，没有炮弹那就是一堆废铁。1941年，八路军山东军区教导三旅拼死缴获了一门92式步兵炮，却因为一发炮弹都没有，战士们只能含泪将其深埋地下。直到两年后的1943年，随着兵工厂技术的微弱提升，军工人员依靠一枚哑弹和几个废弹壳，艰难地仿制出了配套炮弹。就靠着这每个月仅仅能生产30多发的宝贵炮弹，战士们推着这门重见天日的大炮，一周内连续敲掉了伪军33个据点，打出了“八分区有两大宝，七团加大炮”的赫赫威名。 其实，真正成建制地缴获并大规模使用日式火炮，反倒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命令日军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大量日军精良装备落入了国民党军手中。在随后的解放战场上，咱们人民军队正是靠着缴获国民党军手里的日式九四式山炮、九〇式野炮，组建起了自己的强大炮兵。 在平津战役的巷战中，面对敌人坚固的火力点，解放军战士直接把隐蔽性极好、可以平射的92式步兵炮拆解搬上楼顶，或者推到距离敌人仅几十米的地方直接“大炮上刺刀”，打得敌人胆战心惊。曾经在抗战中让我们吃尽苦头的武器，最终成为了埋葬旧时代的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