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张发奎回忆说：“8年抗战，谈不上什么史诗，我们和日军的作战，几乎没有一场真正的胜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迟滞敌人的进攻……我们最后赢得了胜利，主要是我们没有投降，誓死抵抗，百折不挠，最终在美国迫使日本投降之后，我们也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主要信源：（人民网——东江北去） 抗战这八年，对于张发奎而言，像是一场漫长而疲惫的跋涉。 起点是烈焰与热血，终点是胜利的喧嚣，但一路走来的滋味，却复杂得难以言说。 他常常想起1937年的那个夏天，自己那句“再不能对日作战。 便入山为僧”的狠话，带着军人的血性与决绝。 当战端真的在淞沪揭开，他才发现，誓言背后的代价，是苏州河水也漂不净的沉重。 右翼军总司令的担子压在身上，他手里能打的牌不多。 他记得自己曾力主先发制人，像一把尖刀直插虹口，却被“只有应战，不能求战”的理由轻轻搁下。 真打起来，他只能看着部队在租界林立的上海，用血肉去撞钢铁。 他手里那几门被称作“神炮”的卜福斯山炮，是他少有的痛快。 能准确砸向黄浦江对面的敌舰和司令部，可一次阵地留影登报，就险些葬送了这支宝贝。 他震怒，下令彻查，在战争这架精密而残酷的机器里，任何一丝疏漏，代价都是成连成营的性命。 阵地前那条小河，颜色日益深重，红黑交织，上面漂着的，早已不是江南水乡该有的物事。 战报上反复写着“弹尽无援，敌炮压顶”，他能做的，往往只是把花名册上一个个简制划掉。 再填上新的，看着那些年轻的名字，变成冰冷的数字。 他向上面建议，血肉之躯终有极限，是否该退守既设国防工事，转入持久，却未被采纳。 上海，成了必须用尸骨去填的“体面”，直到全线崩溃的关头，撤退的命令竟未经过他。 嫡系部队已自行撤离，那份被忽视的错愕与愤懑，比败退更让他心寒。 后来他辗转多地，广州的战役更是憋屈，他守着广东，却发现能如臂使指调动的部队少得可怜。 系统混乱，权责不清，两广的派系隔阂，有时比对面的日军更让人头疼。 他苦笑着对幕僚说，幸亏自己和几位大佬还有点旧情分，否则这司令长官“无事可做，实不能做”。 粤北一战，他勉强稳住了战线，可还没喘口气，指挥权就被调整，调去桂南。 那边败局已显，他去，近乎是去签一个事先拟好的撤退命令。 柳州会议上，陈诚、白崇禧受了处分，他得了个“记大过”，心头五味杂陈。 他最终坚持将两广划为两个战区，自己专注广西，旁人说他自削权柄。 他却觉得，国家危亡时，军人该想的是自己能担起什么，而非握住多少。 1944年的桂柳会战，是他口中“最难忘的一战”，情绪在兴奋、忧虑、悲痛与愤恨中反复灼烧。 兵力悬殊，防线漫长，他部署的部队在全县轻易溃退。 连破坏工事图表和掌管钥匙的人都跑了，部队只能在光秃秃的土堆上临时挖掩体。 他亲赴前线，看到的是士兵灰败的脸色，就着枪炮声咽下野菜。 他质问，这叫胜？没人能答，桂林城防，白崇禧曾对美国人拍胸脯保证能守三个月。 拿到了美械，可最终东岸的守军成千上百地被毒气闷死在岩洞里。 柳州，他放弃了“死守”的教条，不愿让全城生灵做无谓的殉葬。 退到百色，是真正的苦日子，贫瘠的山地养不活大军，学生们抱怨本是来学杀敌。 却整日往返百里挑粮，他看着官僚巨贾在后方“紧吃”，前方却在“吃紧”，只能沉默。 直到改编为第二方面军，他心头掠过一丝被轻慢的屈辱。 资历相当的王耀武等人同列，部下为他鸣不平，但他压下了，军人服从为天职。 1945年，他敏锐察觉南宁日军空虚，果断发动攻击，连克南宁、龙州、凭祥，将敌人逐出国门。 那一刻，他或许想起了十年前在美国，豪饮那杯预祝胜利的白兰地。 胜利真的来了，在芷江参加受降会议，回广州主持受降仪式，接受万众欢呼。 他站上高位，检阅军队，可那份喜悦底下，总沉淀着别的东西。 他晚年说出那句“八年抗战，我们几乎没有一场真正的胜利”，并非否定牺牲。 而是在说，那胜利的果实，浸透了太多无奈的、代价高昂的僵持与退却，是意志在钢铁和匮乏的绞索下，一寸寸挣出来的，从来不曾轻松。 他的人生后半程，与这复杂的心境相仿，卷入纷争，试图经营一方天地，最终远走香港。 晚年口述回忆，笔笔皆是亲历，他病逝时，叶剑英发来唁电。 提及“乡情旧谊”，为这位铁军出身的抗战者，画下了一个跨越海峡的句点。 历史记住了他在受降仪式上的身影，也记住了他晚年的那句喟叹，两者合在一起，或许才是那段岁月，最真实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