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犯罪史上，张子强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人送绰号“大富豪”。 这个绰号既是对

在香港的犯罪史上，张子强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人送绰号“大富豪”。 这个绰号既是对他勒索天价赎金的戏谑，也暗含了他对自我身份的某种病态期许——他不甘心只做一个躲藏在阴影里的蟊贼，而是渴望以一种近乎“王者”的姿态在富豪圈子里横行。 张子强的张狂，很早就显露无遗了。 1991年启德机场劫案，他劫走1.7亿港元，这在当时已是惊天大案，但在法庭上，他不仅成功让律师以证据不足为由为他脱罪，走出法院时竟对着摄像机的镜头嚣张地摆出代表胜利的“V”字手势，随后反手控告警方，居然还获得了800万港币的赔偿。 这种视法律为无物、将庭审当作舞台的举动，让他彻底“封神”，也让他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而真正让他的张狂成为传说的，是1996年那场与李嘉诚的正面交锋。 他腰缠炸药，单枪匹马地走进香港首富的豪宅，对着开门的李嘉诚直呼其名：“我叫张子强。” 成功拿到10.38亿港币赎金，握手告辞时，他还特意回头，对李嘉诚说了一句匪夷所思的话：“李生，我以后还可以和你做朋友吗？你教教我，怎么做才不会被人抓？” 他那时候大概真的以为，有了这笔天文数字，他可以买通一切，包括命运。 然而，在这个悍匪看似“艺高人胆大”的行事风格背后，却隐藏着一种深入骨髓的迷信。 他的妻子罗艳芳曾透露，张子强自小就痴迷玄学，每次出手前都要搞一套近乎仪式的“祭天地”流程。 1991年抢劫运钞车得手后，车刚驶出隧道，他就用刀挑开成捆美钞上的扎带，将一叠叠钞票像纸钱一样撒向车窗外，随即盘腿闭目，念念有词，留下一车目瞪口呆的同伙。 在他的逻辑里，这是给“天地”的买路钱，是保平安的必需代价。 除了撒钱，他还立下死规矩：行动期间，所有手下严禁沾染女色，据说这也是他从那些泛黄的玄学书里翻出来的禁忌。 他甚至对“猎物”的选择也有自己的一套玄学标准。 当手下递上一份包含八位富豪的绑架名单时，张子强扫了一眼，唯独拿起笔将“霍英东”三个字狠狠划掉，并严厉警告手下：“这个人不能动。” 外界猜测，这不仅仅是因为霍英东势力庞大，更因为张子强内心深处对这位“红色资本家”、真正的爱国巨子存有一份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的敬畏——仿佛在潜意识里，他认为有些人是“天”护着的，动不得。 他对自己那套“规矩”的恪守，已经到了影响组织运转的地步。 他的手下们私下里抱怨，张子强每次行动前，都要找一个叫“神婆琼”的妇人问卦。 这个“神婆琼”是香港深水埗一个摆地摊的算命婆子，张子强却奉若神明。 1998年初他潜入内地时，“神婆琼”曾告诫他，三月内不宜过罗湖桥，否则有“牢狱之灾”。张子强破天荒地听话，在香港躲了两个月。但那年夏天，因为一单军火买卖，他实在按捺不住，在出发前又去找了一趟“神婆琼”。“神婆琼”收了他五万港币，给他求了一道符，让他贴身藏着，说“可保平安”。他信了，带着那道符，跨过罗湖桥。结果几天后，他就在江门外海大桥上被广东警方截获。 据说，他被捕时，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那道叠成三角形的黄纸符，就放在他贴身衬衣的口袋里，已经被汗水浸得字迹模糊。 在狱中的最后那段日子，他的张狂终于被磨尽了，但迷信却变本加厉。 他在看守所里向管教提出过一个荒唐的要求——他想见一位“高僧”，帮他“算算”能不能活着出去。管教当然没有理会。 他就自己在号房里用纸折成元宝的形状，偷偷烧化，将灰烬兑水喝下去。 同监室的犯人问他这是在干什么，他一脸认真地说是“神婆琼”教他的保命法子，喝下去可以“化解死劫”。 直到宣判那天，他听到“死刑”两个字时，脸色惨白，嘴唇哆嗦了半天，只挤出一句：“不可能，我有符的……” 那之后，他彻底垮了，开始给妻子罗艳芳写信，一封又一封。那个曾经在香港呼风唤雨的“大富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悔意、渴望平凡的罪人。 他叮嘱妻子不要告诉孩子父亲是个怎样的人，只是说爸爸很爱他们；他甚至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劝诫后人：“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做个普通人没啥不好，能吃饱，能有衣穿，自食其力、踏实认真地去过平凡的生活。” 他感慨道，当生命真要结束时，才发现“安静地坐在一张凳上，是多么的幸福。如果有一个妻子，有两个孩子，那个世界除了是天堂，还能是什么呢？” 有一封信里，他忽然回忆起童年时在油麻地庙街，母亲带他去算命的事。算命的说他“命带七杀，日后必成一方枭雄”，母亲当时吓得差点撕了那张命书，他却高兴得蹦起来，觉得自己将来一定了不起。 他在信里写下这句话后，沉默了许久，又补上一句：“现在我才明白，那个算命先生算准了一半——成了枭雄，也死了。” 1998年12月6日，随着一声枪响，张子强的狂与妄、迷与信，连同他所谓的“大富豪”幻梦，一同烟消云散。 这个曾经试图用炸药炸毁监狱、用金钱买断法律的狂徒，最终在枪口面前，将“幸福”定义成了他曾经最不屑的柴米油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