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子强短暂而嚣张的一生中，有一个女人始终如影随形，她既是他的枕边人，也是他犯罪版图中最信任的“军师”——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妻子罗艳芳。 罗艳芳不是传统意义上被蒙在鼓里的黑帮大嫂，恰恰相反，她深度参与甚至主导了张子强犯罪帝国的构建。 这个出身教师家庭的乖乖女，大学毕业后本有着体面的工作，却在裁缝铺里与当时还是穷小子的张子强一见钟情。 结婚后，她为张子强抢劫团伙多次充当了提供准确情报的“内鬼”角色。 1990年2月，香港启德机场货运区，张子强和同伙在短短十分钟内，不费一枪一弹劫走价值3000万港币的劳力士手表，提供“内鬼”情报的就是罗艳芳。 这个女人提前数月成功应聘进入劳力士香港经销公司，成了一名电脑资料输入员。 张子强抢劫团伙之所以能一击而成，关键就在于这个女人精准掌握了这批劳力士的到达时间、押运路线乃至安保人数。 1991年7月12日，启德机场运钞车劫案，罗艳芳扮演了更关键的角色。 当时，张子强盯上了美国利宝银行要通过香港押运的巨额现金，总数高达3500万港币和1700万美金。为了拿到第一手情报，罗艳芳再次施展手段，又一次以应聘的方式提前潜入了负责押运业务的卫安护卫公司。 1991年7月12日那天，当押款车按照罗艳芳提供的时间表准时驶入机场仓库区时，张子强早已带人埋伏妥当，整个过程干净利落，仅仅用了十几分钟。 罗艳芳在张子强犯罪团伙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递纸条”那么简单。 案发后，警方根据线索顺藤摸瓜，发现罗艳芳账户上多出了41万港币的赃款，很快将她与张子强一并逮捕。 进了警局，这个女人硬的可怕，任凭审讯人员如何逼问，她始终咬紧牙关，一字不露。 由于直接证据不足，罗艳芳很快被释放，而张子强却因为抢劫时未带面罩遭押运员指认被判了18年。 为了救张子强，罗艳芳随后导演了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其手段之老辣、心机之深沉，令人叹为观止。 她先是花重金从英国聘请了顶级的御用大律师。这位大律师逐字逐句地抠证词，指出押运员指认张子强时存在被警方诱导的可能，因为这个证人是唯一一个看见张子强摘下面罩的人，而其他嫌疑人都被要求戴上了面罩——大律师抓住了这个“瑕疵”，直接动摇了证词的可信度。 但罗艳芳最狠的一招，还不是请律师，而是打舆论战。 她知道在香港这种地方，法庭可以质疑，但民意一旦形成，就没人敢轻易推翻，于是她精心策划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当着所有记者的面，突然撩起自己的裙子，露出大腿内侧的淤青和伤痕，声泪俱下地控诉警方在审讯期间对她刑讯逼供，用电棍电击她。 这番操作的效果立竿见影——第二天，全香港的报纸都在报道“弱女子遭警方暴力逼供”的新闻，舆论瞬间倒向罗艳芳一边，警方的形象一落千丈。 当张子强的律师和舆论的双重压力叠加在一起时，奇迹真的发生了——1995年6月22日，香港高等法院终审判决张子强无罪释放。 张子强走出法院时高举双手、得意洋洋的那张照片，成了香港司法史上最具争议的画面之一。更离谱的是，事后张子强居然反咬一口，向警方索赔“精神损失费”，而香港警方竟然真的赔了他800万港币。 经此一役，罗艳芳在张子强眼中，不但是他的“幸运女神”，更是把他从18年牢狱之灾中解救出来的救命恩人。 为了表达这份近乎虔诚的感激与依恋，据说，张子强做了一件在道上匪夷所思的事——他花了重金，请工匠打造了两尊与真人等高的神像，一尊是观音，一尊是关公，分别供奉在自己那栋价值几千万的豪宅大堂两侧。 这两尊像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方在于，它们的面孔，全部是按照罗艳芳的面容雕刻的。从此，罗艳芳的脸，就安在了观音大士的莲花座上，安在了关二爷的青龙偃月刀旁，她既是慈悲为怀的菩萨，也是义薄云天的武圣。 那几年，张子强风头正劲，从绑架李嘉诚长子李泽钜到手刃地产巨子郭炳湘，他一次次刷新着香港犯罪史上的赎金纪录，动辄十亿八亿的赎金让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纪悍匪”。 而每次得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往往不是数钱，而是先到那两尊神像前烧一炷香，感谢“老婆菩萨”保佑。 在他的人生逻辑里，罗艳芳既是他的头脑，也是他的运气，甚至是他敢于一次次以身犯险的底气来源。 然而，张子强或许从未想过，他把妻子的面孔塑成菩萨，表面上是在膜拜，实际上却把最亲近的人一同拉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1998年，张子强在内地落网并被判处死刑。 临刑前，一个令人费解的细节浮出水面：罗艳芳始终没有去看他最后一眼。 关于她为何做出这个决定，众说纷纭。 有人说她不忍亲眼看着挚爱被押赴刑场，也有人说这是她一贯精明冷静的算计——她深知此去再无回旋余地，而且可能有去无回，与其冒险，不如把精力放在更现实的事情上。 事实上，就在张子强关押期间，她一直在动用一切关系试图将丈夫引渡回香港受审，因为只有回到没有死刑的香港，她才有可能再次用她娴熟的法律游戏保住丈夫的性命。 当这一切努力化为泡影后，她的缺席，或许就是一种绝望后的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