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一般观念和特殊观念之间的一场无休止的冲突；一切一般观念都是危险的、误导人的和不可避免的抽象。人们必须试图看清整体，不管这个目标似乎多么遥不可及。只有那些顽固地把一个理想的模型强加给现实的多样性的人们，才对例外和偏离感到惊讶。休谟和伏尔泰、罗伯逊和施洛策尔因使用他们自己时代的量杆而受到抨击。一切文明都是不可通约的。批评家必须尽其所能地向历史的作者投降，并试图用作者的眼睛去看。
赫尔德不同意狄德罗著名的演员理论：当演员扮演一个角色时，他本质上偏离了这个角色。真正的阐释者必须寻求透入（全神贯注于）他按照其本来面部重新创造的原作中，即使他不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把一种语言（即生活方式）真正翻译为另一种语言，当然是不可能的；任何真正的习语都是无法确切翻译的：生长于柏拉图学园周围的密涅瓦的神圣橄榄树不可能被挪到雅典边界之外。
……翻译就是美化或丑化的创造；翻译必定是一种原创性天才的创造；当然，由于创造者不是其他任何人，也不处于其他任何地方，他受到自身的限制，所以大量的东西丢失了，也必定会丢失。（古）埃及不应根据希腊的标准或者沙夫茨伯里的现代标准来判断，一个学童并不因为他没有从一个成人的娱乐中获得快乐而郁郁寡欢，中世纪也并不会因为它们没有取悦伏尔泰而失去其价值：在黑暗世纪的伟大喧嚣中包含着比荒唐的里普利安族或撒利族法典更有价值的东西。西方的中世纪必须被看作对罗马令人窒息的集权的一种伟大反叛，“给一架巨大的破钟重新上紧了发条”。谴责它或把它理想化同样是荒谬的：“我绝不是要为不断的移民和破坏、封建战争、游僧、朝圣、十字军东征辩护。我只是想解释它们：表明贯穿其中的精神，人类力量的骚动。”这在1774年是够有原创性的了。中世纪不是通向文艺复兴的一个走廊，也不是异教或基督教的前厅。一种文化绝不仅仅是另一种文化的手段；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在前进着，其中的每一个阶段也是其自身的一个目的：人们不会追寻一个超越了他们自身的目的。赫尔德与他的反对者康德一样，积极宣扬这样的学说，全部的人与社会，只有作为其本身时才是好的。这些格言在今天（至少在西方）看来已是陈词滥调的东西，在18世纪中叶的巴黎及其思想属地中却是反律法的异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