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柯对“确定性”的解释不是来源于感知的外在世界，而是来源于他主要兴趣所在的领域，即社会关系——“人类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和工具。”我们甫一出生便置身于某种文化（对维柯来说则是一个社会过程），其中应这些必需品和工具的诉求而产生了各种社会机制，组成一张网络，社会生活的形式随着时间变化，我们在其中生活、思考、存在。语言就是一种这类社会机制：“语言创造了思想，而非思想创造了语言。”这句话出自维柯的《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尽管从语境来说，这句话可能是指，相较于枯燥、理性、直白的法国写作风格，他更热爱意大利充满想象力的写作传统，然而这句话在我们今天看来，代表了他社会语言学的考量。我们的思考和表达都受限于我们特定的文化，而且只能通过文化的社会结构所提供的方法来思考或表达，因为这种文化具有自身的特点，代表了在可辨别的过程或发展模式中的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因此，我们从“无声”符号（“诸神时代”的表意文字和象形文字）的文化，发展到“英雄时代”诗意的隐喻和明喻的语言，并由此一步一步地上升至民主生活的法庭上和哲学批评中使用得更贴切、更精确的非修辞表达。没有人能够创造出一套永久通用的象征系统，也没有人能够创造出一种永久通用、不论何时何地，但凡理性的人均可采用的生活方式。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只有一种特定的象征体系和生活方式；谁都无法逃离这个特定的范畴，不论是社会的、心理的，还是精神的、情感的，这一范畴建立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并且受到发展规律的制约。自然是不断发展的。这是一个社会不断演进的共识世界，所谓共识，即是“被整个阶级、全体人民、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种所共享的无须反思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