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 周胤《城随境迁：北魏洛阳城市空间变迁研究》根据城市面貌的变迁轨迹，将北魏都洛的四十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图1）为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定计迁都至宣武帝景明二年（501）洛阳筑坊，这是京邑百废待兴的时期，城市规划与建设刚刚起步，新迁居民的日常生活（包括信仰生活）亟待恢复和重建，都内地旷人稀，景象寥廓。这一时期由于孝文帝设立的都城令，不许城内擅建寺院，因此，城中的佛寺多在迁都之前便已存在，包括一些晋时期遗留下来的古寺，寺内的布局则多以天竺、西域样貌为主。
第二阶段（图2）为宣武帝景明二年（501）洛阳筑坊至孝明帝武泰元年（528）“河阴之乱”。这一时期是北魏都洛后实力逐渐积聚且日趋繁荣的时期，同时也是佛教势力迅速崛起的阶段。从龙门石窟北魏纪年的题记数目即可看出，龙门造像的高峰乃在宣武帝和孝明帝时，而洛阳城内佛寺兴建的趋势，实也与之一致。就都城的面貌而言，景明二年（501），宣武帝令在京师筑坊，于是洛阳城市的图景发生明显的改变。而景明之初开始的破令建寺之风，也愈演愈烈，最终到孝明帝时，城内已是宝刹栉比，梵音绕梁。因此相比迁都之初，此时的洛阳已是一幅截然不同的丰盛景象。
第三阶段（图3） 孝明帝武泰元年（528）“河阴之乱”至永熙三年（534）孝静帝迁邺。“河阴之乱”中，北魏两千王公贵族一夜殆尽。“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因此这一时期的北魏，不仅处于“山倒之势”下，京城之中，亦为佛寺倾占。皇宗聚居的城西“寿丘里”，面貌更是发生急剧的变化，祇洹郁起，宝塔高凌。因此，城中大片的私人住宅，瞬时转为公共领域，帝都的空间再次出现骤变，直至魏未孝静帝迁邺。
这就是一千五百年前北魏洛阳的几个发展变迁的阶段。一些重要的事件引发了城市面貌的革新，而佛教信仰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则成为明显的促因。融入和渗透在都城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是当时人们最为普遍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影响了城市内部建筑的格局，也改变了城市的整体风貌，甚至对后世都城的建设，亦带来启示。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在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经过且重览洛阳时，曾经感慨“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因而记录下了其所知的城中较大寺院。然而杨衒之呈现给人们的，是北魏倾覆之前洛阳最后的寺院景况和城市面貌。因此千百年来，人们大多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关注的，只是洛阳最后一瞬的定格，而很少去细忖，当时都城佛寺繁华的景象，到底是如何演变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