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年仅32岁的解放军连长陈为民在老山战役上壮烈牺牲,他的战友在战斗结束后紧紧抱住了他布满伤口的身体,泪如雨下! 老山前线那张照片,很多人一眼忘不掉。 山头被炮火刮得发亮,树干焦黑,一个年轻军官跪在阵地边,双手抱着战友的遗体,头仰着,对着灰蒙蒙的天大哭。一九八七年,中越边境老山方向,这两个抱在一起的人,都是山东临沂出来的兵,一个叫陈为民,是连长,牺牲时三十二岁;另一个叫李发忠,是副连长,同乡,也是从小一起玩大的兄弟。 两个人的缘分,从临沂一个小村子开始。小时候一起在土路上跑,一个嘴里老念叨着“长大要当解放军”,一个在旁边跟着喊。后来真到了该出门的年纪,陈为民先迈出那一步,二十岁那年去镇上应征,体检、政审、考核一圈下来,顺利进了部队。消息传回村子,大人们都说这孩子有出息。李发忠不服气,去报名参军,第一次没被选上,心里堵得慌,只能咬牙再练,第二年再去,这回总算穿上了军装。 新兵连训练结束,分到连队时,戏又接上了。名单一贴出来,李发忠一看,自己跟陈为民分在同一个连,还在同一个班。训练场上,俩人谁都不肯认输,五公里、俯卧撑、射击一项接一项地比,考核结果不是这个第一就是那个第一,战士们笑,说连里有一对“杠杆”。时间一长,上面要挑骨干,陈为民当了连长,李发忠成了副连长,一个主抓全连,一个盯在一线,白天黑夜都绞在一块。 一九八七年,部队往老山开进。那片山地早就是火头,地图上密密麻麻的高地编号里,“二一一”三个数字特别显眼。二一一高地不大,只比一个篮球场大一点,下边压着一条关键公路,是双方运送补给走不了弯路的通道。为了这小小一块高地,越军和我军你来我往打了很多仗,阵地一会儿在敌人手里,一会儿又被夺回来,山顶被炮弹翻过一轮又一轮。我军为守住这里,牺牲了几百名指战员,官兵们私下里管它叫“绞肉机”。 连队接防那天,脚下的泥还是热的。没多久,越军就压上来,第一次大规模进攻,火力铺得很满。陈为民在阵地上来回跑,盯着火力分布,扯着嗓子调位置、改射击角度,战士们趴在工事里顶着炮火打,硬把这第一波攻击挡在了高地外。越军很快又卷土重来,这回多了圈冷枪。二一一高地周围悄悄爬上不少狙击手,我军战士在阵地上稍微多露一会儿头,头盔上就溅起火星,有人刚抬头就被打中,伤员一下子多了起来。 这样下去,连队迟早被耗干,得有人出去,把那些冷枪找出来。陈为民想了想,决定亲自带一个突击小组,从侧翼摸出去,专盯狙击手。他话刚出口,李发忠一把拦住,说连长不能往枪口上撞,要上也是他这个副连长带队。两个人在阵地边压着嗓子对了几句,炮声就在旁边炸,战士们看着也跟着揪心。表面上看,是副连长把连长劝住了,陈为民嘴上一点头,把这活交给了他。突击队刚一钻出工事,还没跑出几步,就被他伸手拽了回来,他自己别过身,背影一沉,人已经冲出了阵地。 战士们只能把李发忠按回阵地。大家心里都清楚,要真让连长和副连长一起冲出去,前沿一乱,后面这一整块阵地就不好收拾。山坡上爆炸声一串接一串,烟尘把视线搅得发灰。陈为民弓着腰,在弹坑和石块之间穿,眼睛盯着坡面和树丛,找那些不对劲的影子。很快,他在一棵树旁捕捉到一点细小亮光,心里一紧,那多半就是瞄准镜。他端起枪,几秒钟里完成瞄准、击发,那名越军狙击手来不及反应,就倒在了树旁。 第一枪打出去,他贴到一棵大树后面,手上飞快换弹匣。人在前沿,心反倒静,他把刚才扫到的几个可疑位置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新弹匣推上去,他斜着身探出一点,对着另一片树影扣动扳机,又有一名狙击手被打翻。在这空当里,远处另一个暗点已经盯住了他露出的半个身子,一颗子弹贴着树干擦过,钻进他的头部。人就在树旁一歪,倒在被炸得坑坑洼洼的泥地里,三十二岁的命,停在了这一刻。 阵地上的李发忠,远远看见前沿有人倒下,心里猛地一沉。可二一一高地还在打,子弹还在往这边飞,他只能把那股疼压回去,嗓子喊得发哑,在阵地上来回跑,红着眼举起冲锋枪,对着冲上来的越军猛扫,战士们跟着他一块顶。支援部队赶到,火力压上去,越军的攻势慢慢瘫下来,只能往山下退,这个只比篮球场大一点的高地,总算暂时留在了我军手里。 火光一暗,耳边不再全是炮声时,李发忠再也绷不住,像是有人在背后推了一把,直接冲向陈为民倒下的地方。战友的身体被血和泥糊在一起,他伸手把人抱起来,死死搂在怀里,肩膀一抖一抖,头仰着,对着天放声大哭。 那一刻,他说了什么,战友后来记不太清,只记得那声音又哑又狠。随军记者站在一旁,看得眼眶发酸,忍不住举起相机,按下快门,那张后来挂在报纸上的照片,就这样定了下来。 照片回到后方,很多人看一眼就红了眼圈。 对前线的人来说,仗没完。没多久,上级的新命令下到连队,让李发忠带着部队,赶往八一五高地继续作战。命令摆在那儿,他只能把陈为民的遗体暂时托付给战友。 战后,部队为这两位军官都追记了一等功。
